1938年毛主席等人的合影,看王明的皮鞋,就知道他非伟人的对手
发布时间:2026-01-22 12:41 浏览量:4
1938年深秋,延安桥儿沟。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正在展开。
会场内,毛泽东与王明针锋相对。
一个坚持独立自主,一个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这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
而是关乎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路线之争。
胜负已在此前数月悄然注定。
1937年8月,陕北洛川。
全面抗战刚刚爆发一个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八路军、新四军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这个判断来自血的教训。
十年前的大革命,国共合作最终换来了"四一二"屠刀。
现在日本人打进来了,蒋介石又要联合抗日,但他会真心实意跟共产党合作吗?
毛泽东心里清楚,
国民党的本质没变,限制、削弱共产党的图谋从未停止。
洛川会议定下了基调:
全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这条路线在实践中证明是对的。八路军开赴前线,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很快打开了局面。
但麻烦来了。
1937年11月29日下午,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飞机舱门打开,走下来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皮鞋锃亮,神采飞扬。他就是王明。
王明在莫斯科待了六年。
这六年里,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当上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临回国前,他见过斯大林,见过季米特洛夫。
他觉得自己握着"尚方宝剑",回来就是要纠正中央的"错误"。
共产国际给王明的指示很明确:
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共产党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这跟洛川会议的精神完全相反。
毛泽东率领中央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当晚设宴接风,气氛热烈。毛泽东致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但这"神仙"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一场风暴。
王明回国十天后,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7年12月9日,会议在延安召开。
会上,
王明作了长篇报告,题目叫《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
他讲了四个多小时,滔滔不绝。表面上讲的是要坚持抗战、巩固统一战线,
实际上字字句句都在否定洛川会议以来的中央路线。
他说,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认识不够。
现在国民政府已经是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国民革命军已经是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共产党不应该再强调什么独立自主,
应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全国军队要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
他点名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提出要建立抗日根据地,王明说这是要求过高、过多。
他甚至说,在山西等地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要维持旧县政府和旧县长。
更狠的是,他不指名地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说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派,王明说不对,只能分抗日和亲日。毛泽东强调要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王明说这是"空喊",应该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会场上的气氛变得微妙。
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光环,讲话咄咄逼人。
很多与会者一时分不清是非,觉得王明传达的是"国际指示",是斯大林的意思,
不敢反对,纷纷作自我批评。
有人说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有人说"夸大了右倾的危险"。
毛泽东坐在那里,成了少数派。
后来他回忆:"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
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
这是何等的坚定和孤独。
会后,王明被派到武汉,担任长江局书记。
但他到了武汉,完全不把延安的中央放在眼里。
他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擅自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
把长江局变成了"第二政治局",跟延安分庭抗礼。
1938年2月底,中央又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
王明从武汉赶回来,继续推销他那一套。
他说要依靠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装备的师团。
他提出"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这等于要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国民党。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讲的是军事问题。
他强调抗战的长期性,强调自力更生。
国民党腐败,英美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也不能给太大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自己,在敌后创造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他说得很透彻:国共合作中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
国民党需要共产党的力量抗日,但又怕共产党发展壮大。
发展统一战线不能只跟国民党谈判,必须用民众力量来推动。
会议没有形成决议。
王明回到武汉后,把自己的报告改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他根本不管中央怎么想,自行其是,继续宣传他的右倾主张。
局面越来越严峻。
如果任由王明这样搞下去,中国革命将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
转机来自莫斯科。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
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中国的情况。
任弼时4月到达莫斯科后,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的局势,介绍了中央的方针政策,
也介绍了王明回国后的所作所为。
共产国际这才知道,王明传达的根本不是国际的真实意图。
国际是要求中共重视统一战线,但从没说过要放弃独立自主,更没说过要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国民党。
6月1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正式决议。
决议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这等于给毛泽东和中央的路线盖了章。
更关键的是,
季米特洛夫找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
他说得很直白:"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
这话分量太重了。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他的话就代表共产国际的态度。
王明回国时打的就是"国际"这张牌,现在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王明的资本一下子没了。
任弼时留在莫斯科继续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稼祥带着国际的指示回国。
8月初,王稼祥到达延安。
9月14日到27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王稼祥传达国际指示。
王稼祥在会上说: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毛泽东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
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在中央领导机关中,
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这下谁也说不出话了。
政治局会议统一了思想,
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彻底解决王明的右倾错误问题。
王明这时还在武汉,中央给他发电报:
按时来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
电报口气很硬,不容商量。
1938年9月29日,延安桥儿沟,天主堂。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
到会的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负责人38人。
这是1928年六大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选举主席团时,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当选。
王明还在主席团里,但他心里清楚,
这次会议不是来听他发号施令的,而是来纠正他的错误的。
会议第一项,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他把季米特洛夫的话一字一句念出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全场掌声雷动。
10月12日到14日,
毛泽东作政治报告,题目是《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他讲了三天,
系统阐述了党在抗战中的路线和政策。
他重点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统一战线要搞,但绝不能放弃独立自主。
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
我们要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党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办法。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他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
抗战一年多的实践已经证明,国民党执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丢城失地。
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收复了大片国土,展现了依靠人民力量战胜日本的光明前景。
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
他说,学习马列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这是对教条主义的根本否定。
11月5日,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题目是《战争和战略问题》。
他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批判了王明只重视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的错误观点。
在谈到王明时,
毛泽东的态度很宽容。
他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
在部分问题上说得有些不足或过多,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我们应原谅之。
这是政治家的胸怀。
11月6日,
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在于放弃党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
全会作出组织调整: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
王明留在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他的书记职务被免去了。
从1937年11月回国到1938年11月六中全会结束,整整一年时间,王明的挑战以失败告终。
多年后,毛泽东在七大上评价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这不是夸张。
如果没有六中全会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如果共产党真的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国民党,
那么抗战胜利后,共产党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更不用说解放全中国了。
六中全会之后,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团结一致,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
到抗战结束时,八路军、新四军从出征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260多万人,解放区人口近1亿。
这就是独立自主换来的力量。
这就是坚持正确路线的结果。
1938年延安那个深秋,决定的不只是一次会议的胜负,而是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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