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风雪、五块钱和两笼白面馒头

那是1983年的冬天，风像刀子似的，能刮进人骨头缝里。腊月里的太阳难得露个脸，我们全家就挤在墙根儿底下，贪那一点点可怜的暖和气儿。可我妈的心思，早就不在这日头上了。她总是一边揉着掺了玉米面的杂粮团子，一边望着村口那条灰扑扑的土路，嘴里不住地念叨：“这都腊月二十八了，你三姨……今年不知还来不来。”

三姨嫁得远，在四十里开外一个叫野狼沟的山旮旯里。听这名儿就知道，那地方偏得吓人。往年春节，她总会带着孩子翻山越岭来走亲戚，可去年就没来。有人说她是又生了老三，孩子太小出不了门；也有人说，是她男人——我三姨父，去外地煤窑挖煤，一直没个音信，家里怕是揭不开锅了。我妈嘴上不说什么，可那眉头，从进了腊月就没舒展开过。

年三十晚上，天上飘起了雪粒子。我们吃了萝卜馅的饺子，屋里就剩煤油灯那豆大的光。我妈拿着针线纳鞋底，“刺啦刺啦”的声音，衬得外头格外静。她时不时停下，侧耳听听，然后就是一声长叹。那叹息声，比窗外的北风还沉。

谁曾想，大年初一晌午，门外竟真的传来了动静。狗叫得急，还夹杂着小孩细细的哭声。我妈撂下碗就冲了出去。门一开，风雪卷进来四个“雪人”——打头的就是三姨。她围着条褪了色的红围巾，脸冻得发紫，身上那件旧棉袄，还是几年前我妈给做的，袖口都磨破了，灰扑扑的棉絮像伤口一样翻在外面。她背上用篓子背着最小的娃娃，手里还牵着两个。大的叫月琳，八岁了，眼睛黑溜溜的，看着我们却不敢说话；老二是男孩，冻得鼻涕邋遢；篓子里那个，小脸缩着，瞧不清模样。

“大姐，可算……走到了。”三姨一开口，声音哑得像是破风箱。

我妈当时就愣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们。三姨勉强扯出个笑，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递过来：“也没啥好东西……就点自家晒的红薯干，给孩子们甜甜嘴。”那布包瘪瘪的，里头的红薯干，一眼就能数清有几根。

我妈的眼泪，“唰”一下就涌到了眼眶边。她啥也没说，一把接过三姨背上的篓子，连声催着：“快进屋！快！外头要把人冻坏了！”

炉火生起来，屋里才有了点热乎气。我妈把我家唯一的新棉被抱出来，严严实实地裹住三个瑟瑟发抖的孩子。她的手一直在抖，摸摸这个的脸，捂捂那个的手，嘴里反复问：“还没吃饭吧？饿坏了吧？”三姨只是摇头，说路上啃了点干粮。我妈转身进了厨房，我瞧见她背对着我们，肩膀剧烈地耸动了好几下，用力抹了把脸，然后就开始翻箱倒柜。

她端出来四碗水。我们兄妹几个都看直了——那是白糖水！过年都舍不得多放一点糖的糖水！罐子底怕是都刮干净了。月琳小心地捧起碗，先舔了一小口，然后才大口喝起来，喝完了还把碗底仰得高高的，不肯放过最后一滴。“甜吗，月琳？”我妈声音哽咽着问。月琳使劲点头，缺了门牙的嘴笑得咧开：“大姨，甜！真甜！”那一刻，我妈的眼泪到底没忍住，成串地掉了下来，她赶紧扭过头，假装去添柴火。

那天下午，我妈把家里准备过年待客的“家底”全掏了出来。那两斤五花肉，除夕只切了一点油渣包饺子，剩下的她一直宝贝似的藏着，此刻毫不犹豫地全拿了出来。她要给三姨一家包一顿纯白面的肉饺子。三姨要帮忙，被我妈死活按在炕上：“你走了四十里雪路，歇着！让孩子们帮你大姨就行。”那四十里路有多难？要翻一座山，过一条河。河上的桥夏天冲垮了，只剩几块垫脚的石头。寒冬腊月，冰水刺骨，她们娘四个，真不知是怎么一步步挪过来的。

饺子煮好了，我妈还用削下来的肉片炒了一小盘白菜。那盘菜里的肉片，数都数得过来。孩子们只埋头吃饺子，不敢夹菜。我妈就拿着筷子，把肉片往他们碗里拨。有片肉稍大些，在几个碗里传来传去，谁都不肯吃。最后月琳夹起来，非要塞给我妈：“大姨，你们中午肯定也没吃肉，你吃。”我妈的眼泪又在打转，她假装接过，趁月琳不注意，又飞快地放回她碗里，哑着嗓子说：“吃！都吃！到了大姨家，不准饿肚子！”

晚上烧水给孩子们洗脚，脱下月琳的鞋，我们都倒吸一口凉气——那双小脚上，连袜子都没有，冻疮叠着冻疮，有的地方都烂了，看着就疼。月琳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三姨在一旁抹泪：“鞋底早磨穿了……俺们天不亮就出门，一路踩着雪走来的……”我妈二话不说，翻出我的旧袜子给她穿上，接着就翻箱倒柜找碎布头。那一整夜，煤油灯都没熄，我妈和三姨并排坐着，一个纳鞋底，一个缝鞋面。三姨低声说着家里的难处：三姨父腊月说回来，至今没影；家里只剩半袋红薯；月琳该上学了，可学费……我妈手里的针线没停，声音却斩钉截铁：“学费我先垫上。孩子不能不读书。”

天快亮时，一双厚实的新棉鞋做好了。看着三姨疲惫地睡下，我妈悄悄起身，开始和面。她把家里留着正月待客的那点白面，全舀了出来。天光大亮时，两笼屉白面馒头蒸好了，热气腾腾，满屋麦香。她又熬了稀粥，让三姨一家吃得浑身暖和。临行前，她把馒头仔细包好，塞进三姨的包袱，接着，又掏出一个用手帕裹着的小包——里面是零零整整的五块钱，是我家全部的家当。“这钱你拿着，应应急。”三姨推拒，我妈硬塞到她手里：“这是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等麦子熟了，我再去看你们。”

送他们到村口，三姨不让我们再送。她背着篓子，牵着孩子，身影在雪地里越来越小。我妈站在老槐树下，一直望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家。一进屋，她就看见饭桌上，那五块钱被工工整整地压在菜盘子底下。我妈拿起那叠浸着油烟味的零票，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终于失声痛哭，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枯叶。那是我第一次见我妈哭得那么伤心，仿佛心肝都被掏走了。

可事情到这儿还没完。过了初五，我妈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初七，城里的姨奶奶来，带了几包当时稀罕的挂面。我们兄妹几个馋得直咽口水，可我妈看了一眼，就默默收了起来。第二天，天还黑蒙蒙的，她就挎上篮子，里面装着挂面和几个鸡蛋，说要走去野狼沟看看。“你三姨父要是回来了，钱就能拿回来；要是没回来……这钱和东西，她更用得着。”父亲劝不住，她踩着一地寒霜就出了门。

那一整天，父亲都坐在门口张望。天擦黑时，母亲回来了，裤腿全是泥，布鞋湿透，篮子空了，却多了一包晒干的野菜。她说，三姨父还没回来，三姨正磨红薯干，家里只剩野菜团子。她帮着干了活，悄悄把钱又留下，拿了点野菜就赶紧回来了。临走时，月琳还偷偷往她兜里塞了颗在河边捡的、最光滑的小石头。

从那以后，两家的走动就密了。春天头茬韭菜，夏天顶红的西红柿，秋天新收的南瓜……但凡我家有点什么，母亲总会想方设法给三姨送去一份。三姨家则回赠山里的蘑菇、野果，或是一双双纳得密实的鞋底。两家人，就像寒冬里互相依偎取暖的麻雀，你一口，我一口，愣是把那些紧巴巴的日子，过出了一丝热气腾腾的盼头。

俗话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我妈没什么文化，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她只是用最笨、最实在的方式，守住了“姐妹”这两个字最朴素的温度。她送去的不只是馒头、挂面和五块钱，而是在三姨人生最寒冷的那段路上，亲手点燃的一盆炭火。这盆火，暖了三姨一家当时的身，更亮了孩子们往后看世界的眼。如今，月琳成了老师，老二做了医生，最小的也当了厂长，三姨早被接到城里享福。每次回来，月琳总会紧紧握住我妈的手，提起那碗白糖水和那双棉鞋。

你看，亲情有时候就这么简单，它不用轰轰烈烈，它就藏在那一碗糖水、一双棉鞋、两笼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里。它在对方跌入冰窖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哪怕自己也被冻得哆嗦。这世上的帮助，难道非得计较得失、权衡利弊吗？当至亲之人在风雪中叩响你的门扉时，你打开门后，第一个递过去的，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