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我刚提干后探亲，故意未穿4个兜的军装，对象吴梅见我很吃惊

1984年秋，我24岁，在云南边防连刚提了排长。

部队批了20天探亲假，收拾行李时，战友老王蹲在旁边瞅着我，见我把新发的4个兜军装叠得整整齐齐，塞进行李箱最底下，反倒把旧的两个兜士兵服拿出来套上，忍不住骂：“你疯了！提干是多大的事，回家不穿4个兜，等着让人当普通兵看？”

我没抬头，把解放鞋的鞋带重新系紧——鞋跟都磨平了。我就是想看看，我对象吴梅是冲我这人，还是冲着这4个兜的干部身份。

老王叹口气，没再劝。他知道我跟吴梅处对象的渊源：1982年我探家过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吴梅。

她长得白净，说话轻声细语，模样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回部队后，俩人全靠书信联系，她总在信里试探，想知道我在部队以后能不能提干，还说她们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在县里当干事，找对象都挑有编制的。

我每次都含糊着说“再等等”，没敢说实话——那会儿我刚够入党年限，提干的事连影子都没有。

这次提干公示下来，我第一时间想给吴梅发电报报喜，可握着笔又停住了。我想起我妈上次写信说，吴梅她妈跟邻居念叨：“要是建国能转个志愿兵就不错了，要是能提干，那真是烧高香了。”

这话听着像盼我好，可我心里总犯嘀咕：要是我没提干，她还愿意跟我处吗？

火车哐当哐当走了3天2夜，从昆明到县城，再转长途汽车到公社，最后还得走八里土路。下汽车时，远远就看见吴梅站在路口，穿了件浅粉色新的确良衬衫，在黄扑扑的土路上格外显眼。

她看见我，脸上立刻笑开了花，跑过来要帮我拎包：“建国，你可算回来了！我昨天就来等了一趟。”

我把帆布包往身后挪了挪，怕她看见里面的4个兜军装：“不用，不沉，就几件换洗衣服。”

她没在意，挽着我的胳膊往公社走，路上絮絮叨叨地问：“部队最近忙不忙？有没有机会转志愿兵啊？我们供销社最近要调两个人去县里，我要是能去就好了，就是得找找人，听说得有干部帮忙说话才行。”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路过公社食堂时，吴梅指着里面说：“要不咱进去吃碗面条？我请你，我这个月发了工资63块5呢。”

我赶紧摆手：“不用，家里我妈肯定煮了鸡蛋，回去吃。”其实我是怕在食堂碰到熟人，万一有人问起我在部队的职务，我不好圆谎。

到家时，我妈正站在院门口张望，看见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拉着我的手往屋里拽：“瘦了，黑了，在部队是不是没吃饱？”

我爸蹲在门槛上抽烟，看见我，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一磕，说了句“回来就好”，转身进厨房端了碗荷包蛋出来，催我趁热吃下。

晚上吃饭时，我妈偷偷把我拉进里屋，掀开我的行李箱，看见那套四个兜军装，眼睛瞬间亮了：“这是提干了？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明天赶紧穿上，让吴梅看看，让街坊邻居都看看！”

我按住我妈的手：“妈，先别声张，我想再等等。”

我妈急了：“等啥？吴梅她妈那人精着呢，知道你提干了，以后对吴梅也能好点。你要是瞒着，万一她跟别人跑了咋办？”

我爸在外面咳嗽了一声，我妈才没再往下说。我知道我妈的心思，她怕我年纪大了再找不到好对象，可我就是想赌一把——要是吴梅因为我是普通兵就不跟我处，那这对象处着也没啥意思。

第二天早上，吴梅来叫我，说要带我去镇上赶集。我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还是我爸的旧衣服，脚下依旧是那双旧解放鞋。吴梅见了，眉头皱了皱：“怎么穿这个？你没带件新衣服回来呀？”

我挠挠头：“部队里都穿军装，带新衣服也没机会穿，浪费。”

赶集的路上，碰到了吴梅的同事小兰，也是供销社的。小兰笑着走过来：“吴梅，这是你对象啊？听你说在部队当兵，咋没穿军装呢？”

吴梅赶紧打圆场：“他刚回来，还没来得及换。”说着拉了我一把，加快脚步走远了。路上，吴梅小声嘀咕：“小兰她对象在县里当通讯员，上次来供销社穿的都是4个兜的干部服，可神气了。”

我没说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到了镇上，吴梅拉着我进了一家百货商店，指着柜台里的一块上海牌手表说：“你看这个，120块。要是能有块手表，在供销社上班也方便，就是太贵了，我攒了三个月工资才攒了100块。”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津贴费——提干后每月工资86块，除了平时开销，我攒了半年带了300多块回来，买2块手表还有富裕。可我还是说：“手表是贵重东西，以后再买也不迟。”

吴梅撇了撇嘴，没再说话。中午在镇上吃包子，梅梅只买了3个，给我2个，自己1个，说：“省着点花，我还想给我妈买块头巾呢。”

我看着她小口咬着包子的样子，心里有点纠结：是不是我太较真了？也许她就是随口说说，不是真的图我的身份和钱。

接下来的几天，吴梅来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一次我去供销社找她，看见她跟一个穿干部服的男人站在柜台前说话，笑得特别开心。

那男人我认识，是公社武装部的干事刘建军，上次我回家时见过。看见我，吴梅的笑容一下子就没了，跟刘干事说了句“我还有事”，就拉着我往外走。

出了供销社，我问：“那是刘干事？你们聊啥呢？”

吴梅甩开我的手：“就聊工作的事。刘干事说，他能帮我调去县里供销社，只要我能找个有门路的对象，以后互相帮衬。”

我心里一沉：“你就这么想调去县里？”

“谁不想啊？在公社待一辈子有啥出息？”吴梅提高了声音，“建国，我跟你说实话，我妈昨天跟我谈了，说你要是一直转不了志愿兵、也提不了干，那咱们俩就算了吧。她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是县里粮站的会计，人家是正式工，家里还有关系，能帮我调去县里。”

我站在原地，太阳晒得我头晕，心里却冰凉。我看着吴梅，她的眼睛里没有了之前的温柔，全是急切：“建国，我不是嫌你不好，我就是想过好日子。你要是能提干，哪怕是个排长，我也愿意等你，可你现在……”

我打断她：“要是我提干了，你就愿意跟我处？”

吴梅愣了一下，随即点头：“那当然啊！你要是干部，以后我随军也好，转业回地方也好，都有保障。我跟你吃苦没问题，可我不想一辈子看不到头啊。”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在村外的小河边坐了一夜。我爸找到我时说：“孩子，别傻了，该说就说，别错过了好姑娘，也别委屈了自己。”

可我心里却五味杂陈。可转念一想，要是她因为这个才跟我处，那就算了。

离归队还有3天时，吴梅没来，她妈倒来了，手里拎着一篮子鸡蛋。坐下就说：“建国，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可吴梅还年轻，她想找个有保障的，你也别怪她。我跟你说，那个粮站会计真不错，家里有3间大瓦房，还能帮吴梅调工作。你要是为吴梅美好，就别再耽误她了。”

我妈在旁边气得发抖，刚要说话被我爸拉住了。我看着吴梅她妈，平静地说：“阿姨，我知道了，我不会耽误吴梅的。”

吴梅她妈听了，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放下鸡蛋就走了。我妈气的直哭：“你这孩子咋这么傻？提干这么大的事，你跟她说啊！”

归队那天，我爸我妈送我到公社汽车站。我穿的还是那件旧蓝布褂子、那双旧解放鞋，行李箱里的四个兜军装依旧藏在最底下。

刚要上车，就看见吴梅跑过来，身后还跟着那个粮站会计——会计手里拎着一个新的帆布包，看样子是送吴梅去县里。

吴梅看见我，愣了一下，走过来小声说：“建国，对不起……”

我打断她：“没事，祝你以后过得好。”

就在这时，从旁边过来两个穿军装的人，是我们连的通讯员小张和炊事班的老李，他们俩跟我一起归队，刚才去公社武装部办事了。

小张看见我，大声喊：“李排长，你咋在这儿呢？我们找你半天了，该上车了，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李排长？”吴梅的声音一下子变了，她看着我，眼睛瞪得溜圆，“你……你提干了？”

我还没说话，老李就拍了拍我的肩膀：“可不是嘛！咱们连最年轻的排长，上个月刚公示的。你这对象咋不知道呢？李排长，你也太低调了！”

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吴梅的脸一下子白了，那个粮站会计也愣住了，手里的帆布包“啪”地掉在地上。

吴梅往前走了一步，伸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声音发颤：“建国，你……你咋不告诉俺？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看着她，她的手在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不是故意的，”我说，“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跟我处对象，不管我是不是干部。”

吴梅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攥着我的衣角不肯放：“我愿意！建国，我愿意！你别走，咱们再谈谈，好不好？我不跟那个会计处了，我跟你处，我等你，我随军，我啥都愿意！”

粮站会计脸色难看，走过来拉吴梅：“你别闹了，咱们说好去县里的！”

吴梅甩开他的手：“你别管我！我跟建国处对象，我不跟你去！”

我妈在旁边抹眼泪，我爸叹了口气：“吴梅，你别这样，建国要归队了，火车不等人。”

我掰开吴梅的手:“吴梅，晚了，我已经决定了。”说完，我拎着行李箱上了车。透过车窗，我看见吴梅站在原地，眼泪哗哗地流。

小张在旁边说：“排长，你这何必呢？吴梅看着也挺好的，就是有点现实，现在的姑娘不都这样吗？”

我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心里空荡荡的。我就是想找个不管我穷富、不管我是不是干部，都愿意跟我过日子的人。要是她因为我是排长才跟我处，那以后要是我复原了，她是不是还会走？

回部队后，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训练和执勤上。1985年夏天，师机关卫生科的王科长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是师医院的护士王丽，朴实能干。

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着干净的护士服，跟我说：“我不管你是排长还是士兵，只要你人好、肯实干，我就愿意跟你处。”

1988年，我跟王丽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部队食堂摆了两桌，战友们都来贺喜。婚后第2年，我们有了个女儿，日子过得平淡但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