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入伍她塞给我10元钱，1981年我提干归来，却只能对着坟头喊妈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感觉特别冷，那年发生了太多的大事，让人身心俱疲。

当时我十七岁，坐在接兵的闷罐车里，随着“哐当哐当”，离开了那个让我感情复杂的家。

车厢里，新兵们都在兴奋地聊天。只有我一个人缩在角落里，手无意间伸进了那个军绿色的书包。

我的手指触到了一个硬邦邦的小布包，我愣了一下，掏出来一看，是一块手帕，包裹的严严实实。

打开手帕后，我傻眼了，里面有一沓钱。虽然都是毛票，但一数，竟然有十元钱。

在那个年代，这十元元，可以说是一笔巨款，至少我从未接触过这么多的钱。

不用仔细想，就知道这钱是王姨塞的。

在送别时，她站在人群最后面，红着眼睛，想上前又不敢上前。旁边站着的是她的亲闺女玉芬，穿着件旧棉袄。

这十元钱，恐怕她是将家里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

攥着那个手帕包，我突然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太浑了，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是1959年生人，在家里排老小，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六岁那年，一场疾病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我们仨成了没娘的孩子。

十岁那年，父亲领回来一个女人，带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孩。那个女人，就是王姨。

那时候我很叛逆，觉得她是来占我娘位置的。大哥大姐懂事，热情的叫妈，就我偏不叫。我像个带刺的刺猬，还处处跟她作对。

但王姨不在乎，她总是笑着说，咏娃还小，没事的。虽然她这样说，但我还是能感觉她的失落。

王姨进门后，除了干活挣工分，还要伺候一大家人的吃喝，晚上还在煤油灯下做针线。

1970年冬天，王姨费了大半个月功夫，给我做了一双新棉鞋。而她的亲闺女玉芬，只能穿旧鞋子。

我看到过玉芬偷偷哭，说她偏心，她在一旁安抚道：“你哥上中学，又是男孩，费鞋，空了我一定给你做一双……”

她将新鞋递给我，我却当着她的面，将鞋扔到了地上，“我不穿！你这鞋做的不好，没我妈做的好。”

我让大姐给我做鞋，大姐气得不行，点着我的额头骂道：

“你就闹吧！你啥时候才能懂事啊！王姨多好的一个人，把她气跑了，有你后悔的。你不穿新的，那就穿旧的吧，谁管你。”

大姐没给我做鞋，我觉得她被王姨“收买了”，心里的怨气更大。

摸着那10元钱，三天的闷罐车，让我彻底懂事了。

因为有高中学历，我被分到了高炮部队当侦察兵，是技术活，操作对空镜、计算航路。我学的很苦，就想有个前程，弥补对家庭的愧疚。

1978年，军区比武，我们连取得了首发命中的好成绩，我立了三等功。当年年底，我当了班长，也入了党。

这期间，我和家里的联系，全靠玉芬。

玉芬在信里说：“哥，我妈听说你立功了，高兴的不得了，见人就说我儿子出息了……”

看到信，我心里酸溜溜的。

我想写信叫她一声“妈”，笔尖悬在纸上半天，那个字还是没写下去，最后只写了个“王姨”。

1979年底，军区成立了教导队。虽然我的资历不深，但年纪小，这三年表现也好，就被推荐到了教导队。

1980年4月份，我从教导队结业，提干排长。

穿上了“四个兜”，拿到了每个月52块钱的工资（扣除伙食费还剩37块5），我觉得自己的辛苦总算没白费。

那年冬天，我给家里寄了二百块钱。

我在信里跟玉芬说：“让王姨别太累了，哥现在能挣钱了，你们该花就花。今年我比较忙，明年我能回来探亲，到时候给你们带礼物。”

可从那以后，家里的回信越来越慢，玉芬的话也越来越少。

我以为是家里忙，或者是玉芬当了代课老师比较忙，也就没多想。

1981年9月，秋高气爽，我终于批下了探亲假。这是我入伍五年来第一次回家，我拎着两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给家人的礼物。

我给王姨挑了一双平底女式皮鞋，也许会有人说送这个不实用，但我有自己的理由。

1975年，有工宣队来公社演出，去看演出的人乌泱泱的一大片，爹和王姨也去了。

回来后，我听王姨跟爹开玩笑说：“哎，那个女演员穿的那个皮鞋好看啊，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穿上。”

爹不解风情地说：“那鞋有什么好看的，咱们庄稼人，穿那个干活也不方便。”

当时王姨也就是随口说了说，我却对此印象深刻。

还没到家，乡亲们就都围了过来，纷纷夸我出息了。我乐呵呵地发着烟，快步走进家门。

“爹！王姨！我回来了！”父亲从屋里走出来，背也驼了，人老了好几岁。玉芬跟在他后面，眼睛有些红肿，却唯独不见王姨。

“爹，王姨呢？出去干活了？”我放下手里的东西，四处张望。

父亲没说话，玉芬却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哥……咱妈……咱妈没了！”

“啥？”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简直难以置信。

“没了？啥叫没了？我走的时候她不是好好的吗？你信里也没说过啊？”我冲过去抓住玉芬的肩膀。

父亲叹了口气，声音沙哑得像磨砂纸：“今年开春三月份走的，去年年底说肚子疼，去检查了，说是什么胃癌……”

“三月份？那玉芬……你怎么不告诉我？”我有些愤怒。

父亲在一旁解释道：“你王姨不让，说是你刚提干工作忙，请假回来不好。她说，反正也治不好了，不能拖你的后腿。”

我僵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去年冬天，我作为新排长，被派出去接兵了，又搞新兵训练。

可是，这都不该是我缺席的理由。

我失落的进了屋，玉芬拿出来了一个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有一双崭新的手工棉鞋。熟悉的千层底，黑条绒面，针脚密密麻麻。

“这是你王姨临走前给你做的。他说你在心里抱怨说发的鞋磨脚，她记在了心里，说等你回来后，在家就穿这个棉窝子，舒服……”

看到这双鞋，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瘦弱的女人，忍着身体不舒服，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赶制着温暖。

抱着那双鞋，我的眼泪早已爬满了脸庞。

第二天，我去后山给继母扫墓，我将那双黑色的皮鞋烧给了她。活着我没能孝敬她，希望在那一边，她能收到。

看着那袅袅青烟，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妈——”。这一声“妈”，迟到了整整十二年，她这辈子，终究是没能亲耳听到。

后来父亲去世后，我把他和两位母亲合葬在了一起。

那双她临终前做的棉鞋，我一直没舍得穿，我把它包好，放在了箱子一角。

每当我心里浮躁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看，摸摸那密密麻麻的针脚。

我仿佛觉得，有一双温暖的手，在牵引着我，让我心里一下子变得平静了下来。

俗话说，养恩大于生恩。从前我不懂，总隔着一层。

如今懂了，那层隔着的东西，叫“时间”。

老天把偿还恩情的时间收走了，只留下了这双鞋，和一辈子都填不满的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