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视察钢铁公司，被踩掉了鞋子，他却傻乐

1958年9月，中秋前后，长江水面依旧燥热，武汉江岸上的码头却格外热闹。蒸汽汽笛一声接一声，穿过闷热的江风，传进岸边简易工棚。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几天，将要发生两件事：一是武汉钢铁公司第一炉铁水要流出来；二是一位从国民党阵营走来的老将军，要在人群的拥挤中被踩掉鞋子，却还笑呵呵地感慨“值了”。

这一年，是“钢铁要上去”的一年。全国各地纷纷点火炼铁，武汉钢铁公司却不一样，它不是临时搭起来的土高炉，而是“一五”计划中的重点工程，是中央从二十多处备选地址中反复权衡后，拍板定在长江边的大项目。这里承载的是国家未来钢铁基础的期望，而不是一阵风式的热闹。

有意思的是，要理解毛泽东为何对武钢如此上心，不能从1958年说起，还得把时间往前拨三年，从他和几位钢铁人围着一盘水果聊起。

一、从一盘芒果，到一座钢厂

1955年10月，武汉青山还只是工地一片。那时的武汉钢铁公司刚刚破土动工，图纸上画的是高炉、焦炉、厂房，地上看到的却是脚手架和黄泥巴。中央的规划很清楚：要建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炼铁、炼钢、焦化、动力配套齐全，不能再走过去那种“各搞一块、小打小闹”的老路。

1956年6月，毛泽东南下，到武汉东湖休整。6月3日上午，他让人把武钢的两位负责人叫到自己下榻的东湖客舍。一位是总经理李一清，一位是副经理韩宁夫，两人接到通知，只知道是上面领导要听汇报，却没想到，会见到的是毛泽东本人。

房间布置得很简单，石棉瓦顶，普通沙发。毛泽东刚吃过早饭，身上是睡衣，脚上是拖鞋，说话语气却一点不随意，开门见山就提到：冶金工业是大家都不熟的领域，得好好学。他问“今天你们谁讲”，其实等于把主动权推给了专业技术干部，而不是一上来就自己定调子。

韩宁夫先讲，讲的是规模和进度；李一清接着说，重点放在施工中对苏联设计的修改上。那时候，引进苏联技术是主流，很多新厂都是按苏联图纸来的。可图纸再好，也未必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听到“修改设计”，不仅没板起脸，反而举例说起哈尔滨亚麻厂的马厩和洗马间——“中国工厂不养马，难道也照修照建？”这句话，实际上给了一线工程技术人员一个明确信号：不是凡是外来的就不能动，因地制宜反而是必须的。

谈到中午，桌上的水果成了一个小插曲。西瓜、芒果摆在一块，芒果还是毛泽东从广东带来的。那时候，很多内地干部没见过这种水果，拿在手里都有点新鲜。毛泽东把芒果推给李一清、韩宁夫，自己拿起了西瓜，还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吃高贵的，我吃普通的。”两人本能地要往回推，觉得不好意思。毛泽东这才把话点明——西瓜可以吐瓜子，芒果要“吐出钢铁”。

这句话听着有点俏皮，意思却一点不轻飘。水果能吃完，钢铁要源源不断地炼出来。对于刚刚起步的武汉钢铁公司来说，这既是鼓励，也是压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想到，等第一炉铁水真正流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两年之后的1958年秋天了。

二、石棉瓦房里讨论大局，高炉前看第一炉铁水

时间到了1958年9月13日。下午，江轮靠岸，毛泽东一行在蒋家墩码头上岸，转车直奔武汉钢铁公司。陪同的人里，有湖北方面的负责人王任重，也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

两年前被点名吃芒果的李一清、韩宁夫，此时已经成了忙得脚不沾地的厂长和副厂长。接到通知后，两人一早就赶到码头迎接，一路护送车队进厂。车在一排简易活动房前停下，毛泽东下车，先不是去看高炉，而是来到了这些石棉瓦顶的小房子。

“你们在这里办公吗？”他抬头打量了一圈，随口一问。武汉的夏末仍旧闷热，活动房里更是像蒸笼一样，风扇呼呼地吹，也难挡热气。毛泽东看了看这简陋的办公条件，笑着来了一句：“小米加步枪能打败国民党，活动房里也能流出铁水来。”话不长，却把他对“艰苦也要干成事”的态度说得很透。

屋里空间有限，人不多。毛泽东按照习惯，把党外人士一一介绍给武钢的干部，轮到张治中时，特别点明他的职务。这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已经是共和国的副主席之一，却仍然被称作“党外人士”，在场的武钢干部，对这位“将军出身”的副主席多多少少带着一点好奇。

墙上挂着一张厂区平面图，韩宁夫拉开图纸，准备汇报。毛泽东看着他，觉得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名字，干脆当面问：“两年前见过一面，你叫什么？”韩宁夫报上名字，毛泽东立刻接了个玩笑，说他这个名字像苏联人的名和姓拼在一起，把满屋人都逗笑了，气氛一下子就松弛下来。

谈话从高炉、焦炉，到矿山，再到综合利用。毛泽东问得很细：什么时候能出铁，有没有把握，矿里铜含量多少，炼焦能回收多少种副产品，硫铵产量够不够。他提到“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不仅炼钢，还要带动化工、机械、建材，这个设想，在后来几十年中国钢铁基地的发展中，可以说是一个基础性思路。

聊到出铁时间，他听说当天就能见到铁水，又听韩宁夫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先是追问有没有“万一”，接着又半认真地说，就算今天看不到，明天还来，再不成以后还来，“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这句带着三国典故的说法，听着轻松，其实透露出一点坚持劲：这个钢厂，必须真正炼出东西来，不能只在纸上出成绩。

汇报结束，众人起身，往一号高炉走去。高炉旁边已经站满了工人，风机的轰鸣声压得人说话都要提高嗓门。毛泽东上铁梯时，本地负责高炉生产的主任韩喜伸手要扶一把，他摆摆手，自己沿着梯子一步一步往上走。到炉台上的小平台，他一边擦汗，一边同身边的劳动模范拉家常，递烟、接毛巾，这些细节后来都被工人记了很多年。

等到铁水真正流出来，是在喧闹声的一个短暂停顿之后。一声提醒传来：“毛主席，铁水流出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那条亮得刺眼的火龙。铁水沿着沙沟奔腾而下，火光映得炉台上下人影跳动，掌声、欢呼声几乎盖过了风机的噪音。

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走到护栏前，想向炉前工人鼓掌致意。张治中下意识地走过去，用手试了试栏杆的牢固程度，这个动作说不上多讲究，却能看出多年军人生涯留下的习惯——一旦靠近高处边缘，总要先看看靠得住靠不住。

不过，第一炉铁水流得并不久，很快出现了断流。毛泽东皱了一下眉，看向李一清：“没有了么？”李一清直接回答“完了”，没有犹豫。毛泽东又问了一句“出多少”，听到“100吨”，摇了摇头，说“就出这么一点，再多点就好了”，语气里多少带着些惋惜。

这时，炼铁厂厂长谢健赶忙解释：第一炉铁关键在温度，量少点没关系。毛泽东听完，拍了拍他肩膀，只说了一句“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话头就轻轻放下了。可以想见，如果当场追问数字、板起脸责问，现场气氛会完全不同。他选择的是肯定“开局”，把对数量的要求，留给后面的日子去实现。

离开炉前时，发生了一个挺典型的小插曲。前方有一段悬臂式钢铁构件挡住去路，李一清赶紧伸手扶住上端，示意毛泽东弯腰通过。毛泽东却先停下，问“这是什么”，听到解释说是闸门杠杆装置后，不仅点头，还亲自把手搭上铁砣，用力试了一下，看着闸门缓缓升起，才带着一点欣赏意味说了句“好”。这一细节，既是好奇，也是一个习惯：很多技术结构，他要自己动手试一试，心里才踏实。

当天视察结束，他在炼焦厂转了一圈，却觉得“没有看好，人太多，受限制”，还对王任重说，如果晚上再看一遍会更好，干脆第二天再安排一次。这个“再来一次”的决定，让武汉钢铁公司之外的另一个地方，被临时加入到了第二天的行程之中——大冶铁矿。

三、大冶矿山上，鞋子被挤掉的老将军在傻乐

1958年9月14日上午，毛泽东、张治中、王任重等人，坐车往东南方向赶了近百公里，目的地是大冶铁矿。这个矿山历史很长，清末就有开采记录，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成为武汉钢铁公司的重要矿源基地。

临近中午，一行人到达尖山海拔约一百八十米的平台。大冶铁矿党委书记张品、矿长陈明江在此迎接，简单寒暄后，众人没在芦苇棚里多坐，便顶着烈日往露天采场走去。那天阳光毒辣，山头上几乎没什么树，地面被晒得发烫。为了遮阳，毛泽东和张治中各拿着一把大芭蕉扇，既用来扇风，又当遮挡。

走到半山腰，毛泽东抬头望见远处两座山头，颜色和形状都有些不同，便指着问：“这两座山上在搞什么？”陈明江解释，那是尖山和狮子山，正在进行剥离工程。毛泽东接着追问储量，听到“一亿吨”的说法，顺势反问：“恰恰是这么多，不多也不少？”这一句听上去像调侃，其实是在提醒现场的技术干部：矿山数据不能太概略，还是得精细一点。

路边的石块随处可见。王任重弯腰，捡起一块较为完整的矿石，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掂了掂，举到眼前对着阳光看了看，问：“品位有多少？”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接话，说大冶矿石含铁量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属于富矿。这样高的含量，在当时条件下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听到这个数字后，毛泽东当场把手里的矿石递给了张治中，一边传，一边解释什么是富矿、贫矿，又说了一些铁矿中常含的矿物元素情况。站在山坡上，他像是在给这位旧日的国民党将领上了一堂“新中国资源课”，既有科普味道，也有一点“共同事业”的意味。

话题顺着矿石成分展开。毛泽东问大冶矿石里有些什么元素，陈明江回答有铁、铜等五种。毛泽东追问：“光要铁，其它的不要了？”这显然是在提醒矿山不能只顾着炼铁，其他有用的元素也要考虑选出来。陈明江表示，准备都选。毛泽东又提起“长铜草花”，问这里有没有。张松堂很快到路边翻找，捧来一把紫色的铜草花，经王任重转交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着这些小花，很认真地说：“都开花了，可以提高选矿水平，搞好综合利用。”这句话，听着像顺口而出，却把“资源不浪费、多种元素一起用”的思路点穿了。

矿区里的人越来越多。消息一传开，职工和附近的群众从各个方向往采场汇拢，有站在高处眺望的，有挤到路边想近距离看一眼的。道路不宽，人一多就显得拥挤。队伍在坡道上好几次被堵得停住脚步，现场警卫和地方干部不停维持秩序。

就在这样的拥挤中，张治中的一只鞋，被硬生生挤掉了。脚底直接踩在热乎乎的地上，他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张平化和身边的同志已经喊开了：“后面的同志，快给首长找一找鞋子！”人群里一阵忙乱，回头找鞋的人、往前挪步的人搅在一块，好在不久就有人举着鞋往前递，接力似的传到了队伍前头。

鞋子回到脚上，这位经历过北伐、中原大战、抗战、内战的老将军，不但不觉得尴尬，反而笑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主席这样受老百姓拥戴，蒋介石比不上十分之一。不得不说，这话出自他口中，比别人说来，更显得有分量，也更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群众自发涌上的那种热烈场景。

此时的毛泽东，一直在向围拢过来的人群招手致意。电铲司机王金忠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双手满是油污，犹豫着要不要伸手。毛泽东已经朝他伸出手来，他只好硬着头皮握上去。这个场景后来被传开，很多工人反复提起——握手那一刻，他自己倒不是想表现什么，只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从一位矿工的角度看，这种“不嫌脏”的举动，比任何口头讲话，都更能拉近距离。

采场下面，还有一些工人无法离开岗位，只能远远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听到后，主动走到掌子面的边沿，向下挥手。掌子面经过多次爆破，边缘有震裂痕迹，在场的矿山干部看了直冒冷汗。张品赶紧上前提醒，这里有裂缝，人踩上去可能有危险。毛泽东听完，立刻向里挪了挪脚步，又转而提醒身边的人：“不要从外边走，外边不安全。”这一前一后两句话，可以看出他虽有“往前走”的习惯，却也愿意听现场专业人员的安全建议，不是一味硬撑。

往山上再走不远，他看见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小洞，洞口不大，外观粗糙，便问用途。陈明江解释，那是避炮洞，不是工人日常休息的地方。毛泽东笑着说“我也进去避避炮”，弯腰钻进去，坐在一个空木箱上，眼睛在洞壁上来回打量，接着问“洞壁这么薄，能不能挡得住石头”。听到“大石头飞不到这里，小石头可以挡住”的回答后，他又特别提了一句，要关心矿工的安全。

这几句看似随口，背后有个现实背景：旧社会矿山老板为了多出矿，很多时候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塌方、炮伤在矿山并不稀奇。新中国以后，矿工身份大变，但危险环境并没有消失。毛泽东在矿洞里提出“要关心安全”，并非客套话，而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反思。站在今天再看，这种对安全生产的强调，确实有其现实意义。

当天走完大冶铁矿，又转到黄石大冶钢厂，时间已经近黄昏。两天之内，他先看了武钢的高炉，再看了大冶的矿山，从铁水流出的那一瞬，到矿石品位的数字，从工人的避炮洞，到炼焦副产品的回收，问题问得散，但思路是连在一起的——钢铁工业不能只看一座高炉的火光，还要看原料、化工、机械和安全等一整条链条。

四、钢铁、矿石与人的关系

回头把1955到1958这三年的脉络连起来，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毛泽东对武汉钢铁公司和大冶铁矿的关注，既落在“钢铁要多少”的数字上，也落在“人怎样、安全如何”的细节上。

1955年，武钢刚开工，他讲的是“要吐出钢铁”；1956年，他鼓励修改苏联图纸，强调因地制宜；1958年，他在活动房里说“活动房里也能流出铁水”，又在高炉平台上关心铁水温度，在矿山上谈“综合利用”，在避炮洞中提“安全”。从时间上看，这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先搭架子，再看调整，再抓落实。

对于像张治中这样的“党外副主席”而言，这一连串行程，显然不仅是陪同视察那么简单。1949年以后，他选择留在大陆，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但说到底，他出身旧军阀系统，与共产党多年对峙。1958年，五十多岁的他，站在新中国大型钢铁基地的高炉平台上，一边看着铁水奔流，一边帮着试栏杆牢不牢，转天又在矿山坡道上被拥挤的人群挤掉鞋子，这样的场景，在他早年的军旅生涯中，恐怕很难想象。

当他凭借亲眼所见，感慨“毛主席受老百姓拥戴，蒋介石比不上十分之一”时，说的是一个简单而直白的比较：哪一种政权，是依靠群众的，哪一种只是把群众当“围观者”。这句话并没有夸大现场情况，当时大冶矿区职工和群众自发涌上前来看领袖，确实毫不勉强，甚至有点“失控”的热烈。这种情景，在新中国建设早期的重大工业项目中，并不是个例。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钢铁公司后来特意把每个月的13日定为发工资日，用来纪念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第一次到厂视察。这种制度安排，外人看来有点“仪式感”，但对当时的工人来说，却是一种能够感受到的纪念方式——每月领工资，都能顺便记起这座钢厂的来历，记起那天高炉前的火光。

从更大范围看，武钢的建设和投产，是新中国“一五”计划中重工业布局的一颗关键棋子。东北有鞍钢，华北有首钢，中南地区则靠武汉钢铁公司，三点支撑起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基本框架。大冶矿山的铁矿石，沿铁路运往长江边，进高炉、出铁水，经过炼钢、轧制，变成建设桥梁、厂房、铁路的钢材。1958年那一百吨铁水，虽然数量不算多，却标志着中南地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真正开始运转。

如果把那两天的情景放回当年的大环境中，就更能看出其中的意味。那是“多炼钢、多炼铁”的年份，全国各地的土高炉遍地开花，质量良莠不齐。与这些短期行为相比，武汉钢铁公司这样的正规钢铁基地，代表的是另一种路径：通过大型联合企业，按工业规律组织生产，用科学勘探的矿石、经过设计论证的高炉和配套的焦炉，支撑长远的工业基础。

从1955年的工地，到1958年的第一炉铁水，再到随后武钢逐步扩建，成为中国重要钢铁基地之一，这条路并不平坦。设备调试、技术消化、资源协调，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细致工作。毛泽东在活动房里谈“综合性联合企业”，在矿山上讲“综合利用”，在避炮洞里提“要关心安全”，从内容上看，并不抽象，甚至有些琐碎，但这些“琐碎”，恰恰对应着一个新兴工业体系需要补的课。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批把芒果比作“钢铁责任”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那批在炉前值守、在矿山做剥离的工人，单靠几句号召，是绝不可能建起这样的钢铁基地的。1958年大冶矿山上，那只被人群挤掉又被传回来的鞋子，也算是个有象征意味的细节：在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现场，曾经站在对立阵营的人，也踏着同一片矿石、同一段铁轨，为同一座钢厂奔忙。

两天的视察结束后，武钢的工人们记住了高炉前那一刻的火光，矿工们记住了掌子面边缘的那声提醒，地方干部记住了“活动房里也能流出铁水来”的那句鼓励。1960年代以来，武钢不断扩建，中国钢铁产量逐年提高，1958年的那一百吨铁水，在数字上早已显得微不足道，但作为起点，它的意义依然清晰。

至于张治中那只被踩掉的鞋，在当时旁观者眼里，也许只是一桩小趣事，却给后来回顾这段历史的人提供了一个颇为生动的侧面：一个经历旧中国风雨的老将军，在新中国的矿山上，被拥挤的群众挤得狼狈，却心甘情愿地傻乐。说到底，他看到的，不只是人多不多，而是这片土地上，另一种力量正在起作用——这种力量，来自建设中的钢铁基地，也来自涌上山坡、伸出粗糙双手的普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