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穷人集

在我中原故乡的老规矩里，除夕清晨，年前最后一场集市，有个让人心头一酸的名字——穷人集。

那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未吹遍乡村，许昌农村的日子依旧清苦拮据。那年我十岁，小小年纪，已尝尽日子的紧巴与艰难。

家里喂了一头猪，那是母亲起早贪黑、精心照料一年多的全部指望。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头猪，就是一户农家的“小银行”：卖肉的钱，要贴补家用，要供我们姊妹几个读书，要置办年货，一家人一年的盼头，全都系在这头猪身上。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头猪是大年二十七晚上请人杀的。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二十八，我跟着母亲去赶集。可这头猪长得并不肥硕，肉色也一般。那时乡下人买肉，只认膘肥肉厚——香，能炼油，能撑起年的排场。不少人围在卖肉摊前，看看就走了。真正卖肉者寥寥无几，到了中午才卖了三十来斤。母亲的眉头紧锁，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不敢多说一句话。

第三天，我们有起早起赶集，结果又遇到同样的情况，看的多，买的少，等集市散了，也就卖了四五十斤。

赶了两天集，只卖出了七八十斤，剩下一大半纹丝不动。

我看到母亲的眼眶里有了眼泪，她气狠狠地说：“走，来回去。买不了咱自己吃！”那一天，目前吃不进饭，到了夜里，愁绪缠得母亲彻夜未眠，叹息不断。她考虑的是，猪肉卖不出去，欠人家的钱怎么还？年怎么过？孩子们的学怎么上？一家老小的指望，眼看就要落空。

到了除夕。天还没亮，母亲咬咬牙：“走，去赶三十的穷人集，再碰碰运气。”

按常理，到了除夕这天，家家户户年货早备齐，集市本该冷冷清清。可那天清晨，椹涧街集上竟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后来我才明白，这熙攘背后，藏着多少人家的窘迫——原来那年月，和我们一样紧巴度日的，还有太多太多人。

所谓穷人集，就是这样：再难、再穷，哪怕东挪西借，也要凑上几块钱，买一点必需的年货，包一顿团圆饺子，给年一个最起码的模样，给心一点暖融融的慰藉。

天寒地冻，路远坑深，我跟着母亲，拖着剩下的猪肉，赶在晨光里支起了摊。谁也不曾料到，奇迹竟在这最后一集发生。赶集的乡亲们围了上来，你一斤、他两斤，很快便掀起了抢购之势。那些迟来的身影，都是被日子逼到年关尽头，才敢来圆一个过年的梦。

肉渐渐卖空，最后一小块，母亲攥着不肯松手：“这是咱家过年的念想，不卖了。”

话音刚落，北村一位老大爷凑上前来，满脸恳切，几近哀求：“大妹子，行行好，分给我一点吧，一家老小就等着这点肉过年啊。”

母亲心善，见不得人作难，终究狠不下心，把仅存的肉又分了一半出去。

猪肉终于卖完了！

剩下这一百多斤肉，整整卖了一百多块钱。母亲手里攥着那一沓钱，有块票，有毛票，一把一把，皱巴巴却又沉甸甸。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笔“巨款”，她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她当即拉着我，给我买了一双棉鞋，还特意买了一顶新帽子。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双买来的棉鞋，第一顶买来的新帽子。在此之前，我穿的戴的，全是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熬夜缝制的。

穿上新棉鞋，戴上新帽子，我整个人都轻快起来，欢喜得不得了。整整一年，我走到哪儿都戴着这顶帽子，见人就忍不住炫耀，心里甜滋滋的，那是我童年里最骄傲、最幸福的时光。

那天，我们还买了豆腐，买了油盐酱醋，提着简单却珍贵的年货，脚步轻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除夕将至，我总会想起1978年那个清晨的穷人集。想起二十七杀猪的夜晚，想起赶年集卖不出肉的焦急，想起母亲紧锁的眉头，想起那一沓带着体温的零钱，更想起那双棉鞋、一顶帽子带给我的满心欢喜。

那段岁月，有捉襟见肘的窘迫，有度日如年的心酸，有走投无路的焦灼，更有绝处逢生的庆幸，和母亲刻在骨血里的善良与坚韧。

那是一段苦得落泪，却又暖得铭心的时光，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乡愁与根。（孔刚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