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进城卖红薯，一个穿皮鞋的女人买了二十斤临走给我一张名片

88年，我进城卖红薯，城里人觉得便宜抢着买，一个穿皮鞋的女人买了二十斤，临走时递给我一张名片：明天带1000斤送到这里

01

板车轮子碾过青石板路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腊月的风从巷子口灌进来，我脖子上围的那条灰毛巾根本挡不住。

八百斤红薯压在板车上，车轴吱呀吱呀地响，像是在替我叫苦。

从村里到城里，三十多里路，我凌晨三点就出了门。

走到城边的时候，东边刚露出一条鱼肚白。

我挑的这批红薯是自家地里最好的，个顶个有拳头大，皮红肉黄，前天刚从地窖里起出来。

临出门前，我妈站在院子里看着我，说了句："卖不掉就拉回来，别贱卖。"

我没吭声，闷头推车走了。

卖不掉哪行，家里等着这笔钱过年。

我爹去年开春在砖窑上砸了腿，到现在还拄着拐，地里的活全是我跟我妈两个人干的。

弟弟在镇上念初中，下学期的学费还差着二十块。

八百斤红薯，我心里盘算过，要是按一毛五一斤卖，能卖一百二。

刨去板车轮子前天换的那根辐条花的两块钱，还剩一百一十八。

够弟弟的学费，够给我爹买两贴膏药，还能给我妈扯二尺布做件新褂子。

城关镇我来过两回，一回是跟我爹来交公粮，一回是去年秋天来卖花生。

花生那次卖得不好，蹲了一整天才卖掉半口袋，最后剩下的被一个开饭馆的大姐压价收走了，亏了不少。

这次我特意挑了腊月二十三，小年。

城里人过年要备年货，红薯能烤着吃、煮着吃、切片晒干做红薯干，应该好卖些。

我把板车停在农贸市场东头的空地上。

旁边是一个卖白菜的老头，白菜码得整整齐齐，上面盖了一层塑料布。

他看了我一眼，问："小伙子，头回来？"

我说："来过，卖花生那次。"

他点点头："红薯好卖，你挑个好位置，别挡了人家的道。"

我道了声谢，把板车往里推了推。

天亮透以后，市场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我学着旁边摊贩的样子，扯开嗓子喊了一声："红薯——自家地里的红薯——"

声音哑得像锯木头。

喊了几嗓子，嗓子就冒烟了。

我出门急，忘了带水壶。

02

太阳升到城东那座水塔上面的时候，第一个顾客来了。

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妈，穿着军绿色棉袄，挎着竹篮子。

她蹲下来翻了翻我的红薯，捡起一个在手里掂了掂："多少钱一斤？"

"一毛五。"

她皱了皱眉："贵了。那边有个卖红薯的，才一毛二。"

我心里一紧。

来之前我专门问过隔壁村的老陈，他上个月进城卖红薯就是一毛五，还供不应求。

但那是上个月的事了。

腊月里卖红薯的多了，价格被压下来也正常。

我咬了咬牙："一毛三，不能再少了。您看看这红薯，个头匀，没虫眼，都是沙地种的，甜。"

大妈又翻了翻，挑了七八个放进篮子里。

我搁在秤盘上一称，六斤二两。

"抹个零头，算六斤，七毛八。"我说。

大妈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把毛票，数了八毛递给我："不用找了。"

多了两分钱，我追着想找给她，她摆摆手走了。

这个开头给了我点信心。

接下来一个多小时，陆续来了七八个顾客，三斤五斤地买，零零碎碎卖了五十来斤。

我心里算了一笔账，照这个速度，天黑之前卖完不成问题。

可到了上午十点多，市场上忽然冷清下来。

买菜的人潮过去了，剩下的都是些逛闲街的，在摊位前看两眼就走了。

旁边卖白菜的老头开始蹲在地上卷旱烟，看样子他也不指望上午还能开张。

我的肚子开始叫。

出门的时候我妈蒸了两个红薯让我揣兜里，早上赶路的时候吃了一个，剩下那个在裤兜里已经凉透了。

我掏出来啃了两口，红薯芯子发面，甜倒是甜，就是没水，噎得慌。

卖白菜的老头看见了，从板车底下摸出个搪瓷缸子递给我："喝口水。"

我接过来灌了两口，是凉白开，但在这个时候比什么都解渴。

"你家哪的？"老头问。

"石桥乡的，柳沟村。"

"远。"老头吧嗒吧嗒抽烟，"这个点没人了，要等下午两三点，下班的人路过会买点。你先歇着。"

我蹲在板车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城里人走路跟村里不一样，步子快，眼睛直直往前看，不太爱东张西望。

街对面有个国营商店，门口挂着红色横幅，上面写着"迎新春，促销让利"。

玻璃柜台后面站着两个穿白褂子的售货员，一个在织毛衣，一个在嗑瓜子。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觉得城里人过的日子跟我真不是一个世界的。

03

下午两点多，市场上又开始来人了。

这回来的人跟上午不太一样，不少是穿着工装的，应该是工厂下了班过来的。

我又扯开嗓子喊了几声，这次有底气多了，因为我想出了个招——我从板车上拿了一个红薯，用随身带的小刀切开，露出金黄的芯子，搁在秤盘上当样品。

这一招管用。

好几个人路过的时候都多看了一眼，有个穿蓝工装的男人停下来问："这红薯能烤着吃吗？"

"能，沙地种的，水分少，烤出来又面又甜。"

他要了十斤，一块三毛钱。

付钱的时候他说："你这红薯确实好，比东边那个摊上的强。"

我心里乐了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生意明显好了。

有个带小孩的女人一口气买了十五斤，说回家煮红薯粥。

还有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买了二十斤，用两个蛇皮袋分装了绑在车后座上。

到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我估摸着卖出去了将近三百斤。

板车上还剩大半，我心里踏实了不少。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人走过来了。

我之所以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穿了一双棕色的皮鞋。

腊月底的天，别人都穿棉鞋、胶鞋，她穿着皮鞋，走在青石板路上，鞋跟叩出清脆的响声。

她三十岁上下，个子不算高，头发烫了卷，扎在脑后，穿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

她走到我的板车前停下来，没有像别的顾客那样蹲下去翻拣，而是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我切开的那半个样品红薯，凑近看了看。

"这是什么品种？"她问。

我愣了一下。从来没有顾客问过我红薯的品种。

"就是……普通的红心薯，我们那边都种这个。"

"沙地种的？"

"对，河滩边上的沙地，日照好，种出来甜。"

她点了点头，把样品放下："称二十斤。"

二十斤，这是今天单笔最大的量了。

我赶紧挑了二十来个个头匀称的放秤盘上，仔细称了称，二十斤三两。

"算二十斤，二块六。"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个对折的钱夹，抽出三张一块的票子递给我。

我找了四毛钱给她。

她接过去，没有马上走，而是看着我问："你家是哪里的？"

"石桥乡，柳沟村。"

"柳沟村……那边都种红薯？"

"种，家家户户都种。今年收成好，地窖里堆得满满的。"

她又看了看板车上剩下的红薯，忽然从提包里摸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纸递给我。

那是一张名片。

白底黑字，印着几个字——"玉兰副食品加工厂"。

下面一行小字是地址，在城西工业区。

名片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叫周玉兰。

"明天你能不能送一千斤到厂里？"

她语气平淡，好像说的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我拿着那张名片，手指都僵了。

一千斤。

一毛三一斤，那就是一百三十块钱。

我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04

她见我发愣，又说了一句："价格按你今天的来，一毛三，但要保证品质，不能有烂的、虫蛀的。能做到吗？"

"能。"我脱口而出。

话说完我就后悔了。

一千斤，我板车上剩的不到五百斤，家里地窖里倒是还有不少，但加起来也就够凑个一千斤。

问题是，明天就要送到？

今天回去，连夜从地窖起货、分拣、装车，明天凌晨再赶三十多里路进城……

能不能赶上是一回事，这活我一个人根本干不了。

可一百三十块钱在眼前晃着，这笔钱对我家来说是半年的进项。

我爹的医药费、弟弟的学费、过年的肉和菜，全在里头了。

"行，明天一早我送过去。"我把名片小心翼翼地揣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

周玉兰看了我一眼，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了。

她的皮鞋踩在石板路上，那声音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清晰。

卖白菜的老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凑过来了，问我："大主顾？"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

老头吧嗒着旱烟，想了想说："加工厂收红薯，八成是做红薯粉条的。你要是跟她搭上线，以后可不愁卖了。"

我心里既兴奋又没底。

兴奋的是这笔买卖确实大，没底的是——万一她只是随口说说呢？

城里人说话我摸不准，有时候客气话跟真话分不清。

但名片是实打实的，上面的地址、名字，白纸黑字印着。

我不敢赌她是随口一说。

天快黑了，板车上还剩四百多斤红薯没卖完。

我没再继续喊，收拾了一下就往回赶。

来的时候三十多里路走了将近四个小时，回去的时候车轻了一半，我脚底下跟生了风似的，两个半小时就到了村口。

进院子的时候我妈正在灶房里烧火做饭，灶膛的火光映在她脸上，一道一道的皱纹看得清清楚楚。

她才四十三岁，看着像五十多的人。

"卖了多少？"她头也没抬地问。

"三百多斤，回来四百多斤。"

我妈停下手里的火钳，转过头看我："怎么拉回来这么多？是不是价钱压太低了？"

"没有，价钱还行。"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妈，有个开加工厂的要一千斤红薯，明天送过去。"

我妈接过名片看了看，她不认识几个字，举着在灶火跟前照了半天。

"靠谱吗？"

"人家给了名片，有地址有名字。"

"一千斤……"我妈皱着眉算了算，"地窖里还有千把斤，够是够，可你一个人怎么弄？一板车最多拉八百斤，剩下的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这时候我爹从堂屋拄着拐过来了，听了个大概，靠在门框上想了一会儿说："去找你二叔，借他家的骡车。"

05

吃了饭我就去了二叔家。

二叔住在村东头，家里有一头黑骡子和一辆骡车，平时帮人拉砖拉沙挣点脚力钱。

我到的时候二叔正在堂屋里听收音机，调到了一个评书频道，田连元说的《杨家将》，正说到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二婶给我倒了碗热水，我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

二叔关了收音机，想了想说："骡车借你没问题，但你一个人赶不了骡车，我明天跟你去一趟。"

"那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二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你爹腿坏了，你还是个半大小子，我不帮你谁帮你。就是有一条——到时候要是真成了生意，你得请我喝两盅。"

我连连点头。

当天晚上，我和我妈在地窖里干到了半夜。

地窖在后院，入口是个斜坡，窄得只能一个人猫着腰进去。

我在下面挑拣，我妈在上面接筐。

一千斤红薯，一筐一筐地往上提，提到院子里再一个个检查，有虫眼的、磕破皮的、形状太差的全挑出来。

周玉兰说得明白，不能有烂的、虫蛀的。

干到后半夜一点多，总算凑够了一千斤出头，多备了几十斤以防路上磕碰。

我浑身是土，手指甲缝里全是泥，腰也直不起来了。

我妈从灶房端了碗红薯稀饭出来，我蹲在院子里三口两口喝完，然后靠着板车眯了一会儿。

凌晨三点不到，二叔赶着骡车来了。

一千多斤红薯分成两车，骡车拉大头，板车拉小头。

我推板车在前面走，二叔赶骡车在后面跟着。

腊月二十四的夜，满天星星，没有月亮。

路边的麦田黑沉沉的，偶尔有只野兔子从田埂上窜过去，骡子打个响鼻就算招呼了。

走了大约十里路，天边开始发白。

二叔在后面唱起了小曲，调子含含糊糊的，听不清词。

我回头看了一眼，骡车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红薯在晨光里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座移动的小山丘。

那一刻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说不上是紧张还是期待，大概都有。

06

到了城关镇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

我掏出那张名片看了看地址——城西工业区，向阳路十七号。

工业区我没去过，问了路边早起扫街的大爷，他指了个方向："往西走，过了化肥厂就是。"

我们推着车拐上向阳路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玉兰副食品加工厂"的牌子。

说是加工厂，其实就是一排红砖平房围起来的院子。

大门是铁栅栏的，上面挂着个白底红字的木牌。

院子里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几个工人正在往车上搬箱子。

门口坐着个看门的老头，穿着军大衣，抱着个铝饭盒在吃早饭。

"找谁？"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找周厂长，她昨天让我们送红薯来的。"

"等着。"老头放下饭盒，慢悠悠进去了。

我和二叔在门口等了大约五分钟。

我心里一阵一阵地打鼓。

万一人家不认了呢？万一名片是假的呢？万一她临时变了主意呢？

我把名片又看了一遍，纸已经被我的汗沁软了。

脚步声从院子里传出来，周玉兰穿着一件蓝色工装走出来了。

跟昨天比，她没穿呢子大衣，头发扎得更利索，脚上换了双黑色布鞋。

但一看就是同一个人，那个烫了卷发、说话利落的女人。

她走到骡车前，掀开上面盖的麻袋，拿起一个红薯翻了翻，又掰开一个看了看芯子。

"不错，比昨天在市场上看到的还好。"

她扭头对身后一个穿灰工装的男人说："老赵，过秤。"

那个叫老赵的搬来一杆大秤，一筐一筐地称。

我和二叔帮着搬筐、倒薯、码放。

一千零三十二斤。

周玉兰拿笔在本子上记了个数，然后对我说："多出来的三十二斤算你送的路损补贴，不用退。按一千斤算账，一毛三，一百三十块。"

她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数出十三张大团结递给我。

十三张。

我数了两遍。

手有点发抖，但我控制住了。

"收好了。"周玉兰把本子合上，看了我一眼，"你叫什么？"

"孙大河。"

"大河，你家那边种红薯的多不多？"

"多，我们那一片十几个村子都种，今年收成好，好多人家地窖里堆着卖不出去。"

她沉吟了一下："你先回去，过完年我再找你。我这边做粉条，常年要红薯，量大。"

她说"量大"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像钉子一样钉住了。

量大，就意味着不止这一千斤。

不止这一次。

我把信封塞进贴身口袋，跟她道了谢。

转身往外走的时候，我听见她在身后对那个老赵说："这批红薯淀粉含量高，试试出粉率。"

二叔赶着空骡车走在前面，回头冲我咧嘴一笑："大河，今晚那两盅酒，你可跑不了了。"

我也笑了，笑得眼眶有点发酸。

一百三十块钱贴在胸口上，体温透过布衫传到纸币上，那种踏实感是实打实的。

07

过年那几天，我把一百三十块钱分成了几份。

四十块给弟弟交学费，二十块给我爹买了膏药和一副新拐杖——旧拐杖是用桑木棍子削的，硌胳肢窝。

给我妈扯了三尺蓝底白花的棉布，够做一件褂子。

剩下的钱买了五斤猪肉、两条带鱼、一挂鞭炮。

年三十那天，我家院子里响了一百响的鞭炮。

我弟弟孙小河从镇上放假回来，看见桌上四个菜，红烧肉、炖带鱼、白菜粉条、蒜薹炒鸡蛋，高兴得筷子都拿不稳。

我爹坐在桌边，拐杖靠在椅子旁边，喝了一小盅散白酒，脸上红扑扑的。

他不怎么说话，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高兴。

吃完饭我妈在灶房洗碗，我过去帮忙。

她一边刷锅一边说："那个周厂长的话你信吗？说过完年找你。"

"信也好，不信也好，年还没过呢。"我把碗摞进碗柜里，"先把年过了再说。"

其实我心里想的远比嘴上说的多。

从城里回来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转一件事——如果周玉兰的加工厂真的常年收红薯，那我能不能把村里其他人家的红薯也收来，统一卖给她？

我们柳沟村一百多户人家，几乎家家种红薯。

往年红薯卖不出去，要么喂猪，要么放在地窖里烂掉，年年如此。

如果我能把这些红薯集中起来卖给加工厂，中间哪怕每斤加一分钱的差价，量大了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但这个想法我没跟任何人说。

因为我不确定周玉兰是不是认真的。

正月十五刚过，我就坐不住了。

我把那张名片从箱底翻出来——过年的时候我把它夹在了家里唯一一本《新华字典》里，怕汗沁坏了。

名片上的字迹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决定进城去一趟。

不带红薯，就去看看那个加工厂还在不在，周玉兰还记不记得我。

二叔听说我要进城，问我要不要赶骡车，我说不用，空手去，轻快。

走到城西工业区的时候是中午，向阳路十七号的铁栅栏门开着，院子里比上次热闹了不少。

三四个工人在搬东西，一台机器在轰隆隆地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淀粉的味道。

看门的老头还是那个，换了件薄棉袄，认出我了："送红薯那小伙子？周厂长在办公室，自己进去。"

办公室在正对大门的那排平房最右边那间。

门半开着，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犹豫要不要敲。

里面传出周玉兰的声音，她在跟人打电话，说的是进货渠道和价格的事。

等她放下电话，我才敲了敲门框。

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秒，然后想起来了："大河？"

"周厂长，我来看看……过完年了，不知道您这边还需不需要红薯。"

她示意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

办公室不大，一张铁皮桌子，两把折叠椅，墙上贴着一张生产流程图，旁边钉着几张出货单。

她翻了翻桌上的本子，说："需要。我现在做粉条，年前试了一批，你送来的那批红薯出粉率不错，比我从别处进的高。我打算长期用你那边的货。"

我心跳加快了，但脸上尽量绷着："那大概要多少量？"

"先按每个月三千斤算，旺季还要加。你一个人供得上吗？"

每个月三千斤。

我在心里飞快算了一下：光我们家地窖里的存货就还有将近两千斤，但三千斤一个月，我一家肯定不够。

"供得上。"我说，"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种红薯，我可以收了统一送过来。"

周玉兰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种我看不太懂的东西。

后来我回想起来，那大概是一种审视——她在判断我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农村小伙子，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把事情办成。

"行。"她说，"价格还是一毛三，但有个条件——品质必须稳定，个头不能太小，不能有烂的。你要是拿次品来糊弄我，这买卖就到此为止。"

"周厂长放心。"

从加工厂出来的时候，正月的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站在向阳路上，深深吸了口气。

08

回村以后，我开始挨家挨户收红薯。

这事比我想的难。

第一个难处是信任。

村里人没见过这种事——一个毛头小子要收大家的红薯，统一拉到城里卖。

凭什么信你？你拿了红薯不给钱怎么办？你跟城里人勾结压我们的价怎么办？

我先从自家亲戚开始。

二叔家有七八百斤红薯，他二话没说就应了。

三婶家有五六百斤，她犹豫了两天，最后也答应了——主要是我提出先付一半的钱，等卖完再付尾款。

最难打交道的是村东头的李德旺。

他家种了三亩红薯，存了将近四千斤，是全村最大的种植户。

我去他家的时候，他蹲在院子里劈柴，听我说完，半天没吭声。

最后他把斧子往木墩子上一插，站起来说了句："孙大河，你要是靠得住，我跟你干。你要是靠不住，我可不是好糊弄的。"

"旺叔，红薯过了春天就长芽了，放着也是烂在地窖里。我给你一毛一一斤收，比你自己拉去城里卖省事。"

"一毛一？那你卖多少？"

"一毛三。中间两分钱是我的脚力钱和损耗。"

他算了算，四千斤一毛一，四百四十块。

这笔钱对他来说也不少了。

"行，但我要看到现钱。"

这就是第二个难处——钱。

一毛一收，一毛三卖，中间两分钱的差价要覆盖运输、损耗和我的人工。

但收货的时候要先付钱给农户，卖给加工厂以后才能回款，中间有个时间差。

第一个月我几乎是咬着牙扛过来的。

家里过年剩下的钱全投进去了，还跟二叔借了五十块。

第一批三千斤红薯送到加工厂的时候，周玉兰验了货，当场结了款。

三百九十块钱。

扣掉收购成本三百三十块、运输损耗和二叔的骡车费用，我净赚了将近四十块。

四十块钱，不算多。

但这是一个月的收入，而且可以持续。

第二个月，找我卖红薯的人多了。

邻村的人也来了，问我收不收他们的。

我把规矩定清楚了——个头不能小于鸡蛋大，不能有虫眼和烂疤，达标的一毛一收，不达标的不要。

有人觉得我挑剔，我不跟他们争。

我把周玉兰的原话搬出来："品质不稳定，买卖就到此为止。"

这话管用。

第三个月，我开始觉得一个人忙不过来了。

收货、分拣、装车、运输、卸货、结账，每个环节都得我自己盯。

二叔帮我赶骡车，我妈帮我分拣，但还是不够。

我妈提了个建议："你去找你舅家的表哥，他在镇上打零工，有的是力气，闲着也是闲着。"

我表哥叫周建国，比我大三岁，人实在，干活不惜力。

我跟他说了情况，开了个条件：每个月给他十五块钱工钱，管一顿午饭。

他第二天就来了。

09

到了秋天，生意稳定下来了。

每个月固定送五千到六千斤红薯到玉兰加工厂，周玉兰很少挑毛病，偶尔退回几十斤不合格的，我也认。

我不是没犯过错。

有一次赶着装车，没仔细检查，混进去了一筐被老鼠啃过的红薯。

周玉兰当天就打电话到村里的小卖部，让人喊我去接电话。

电话里她没发火，语气平平的，但每个字都让我记到现在。

她说："大河，我选你做供货商，不是因为你的红薯比别人便宜，是因为你的态度让我觉得靠谱。你要是自己把这个招牌砸了，没人替你心疼。"

那天晚上我把所有库存翻了一遍，挑出了两百多斤不合格的，全部退回去或者低价处理了。

从那以后，每一筐红薯出库之前，我都亲自检查一遍。

秋收以后，新红薯下来了，货源更充足。

我把收购范围扩大到了周围六七个村子。

李德旺成了我的"代收点"之一——他在村东头腾了一间空屋子当临时仓库，帮我收附近几家的红薯，我给他每斤加半分钱的提成。

到了年底一算账，这大半年下来，我净赚了六百多块。

六百多块，在那个年头，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多的工资。

我爹的腿恢复得差不多了，虽然还有点跛，但拐杖已经不用了。

弟弟的成绩不错，班主任说照这个势头，明年考中专有希望。

我妈的皱纹好像没那么深了——也可能是我的错觉。

过年的时候，我专门去了一趟城里，买了两斤点心和一瓶酒，送到加工厂。

周玉兰没有收酒，把点心留下了。

她让我坐下来喝杯茶，然后跟我说了一件事。

"我打算扩产。"她说，"粉条的销路不错，供销社那边的订单涨了三成。明年开春我准备加一条生产线，红薯的需求量至少翻一倍。"

翻一倍，就是每个月一万斤以上。

"你能不能跟上？"她看着我问。

我没有马上回答。

一万斤不是小数目，光靠我一个人收，加上表哥和二叔，累吐血也未必够。

而且运输也是个问题，骡车一趟最多拉一千斤，来回一天，一个月光跑运输就要十趟。

我想了想说："周厂长，我得回去合计合计，过两天给您回话。"

她点了点头。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先说。"我鼓了鼓勇气，"一毛三的收购价，能不能往上提一点？去年物价涨了不少，化肥、种子都在涨，农户那边我也得加价收，不然明年没人愿意种了。"

周玉兰没有立刻答复，她低头翻了翻账本。

过了一会儿她说："一毛五，这是我能给的上限。但条件是——你保证全年稳定供货，淡季旺季都不能断。"

"行。"

这一次我答应得没有犹豫。

10

回到村里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成立一个红薯专业合作组。

这个想法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去年冬天镇上开了个农业技术推广会，公社的技术员讲了"专业户联合经营"的概念，说国家鼓励农民搞专业化生产。

我当时听了个半懂，但那个词记住了。

正月初八，我在自家院子里请了一桌饭。

来的有二叔、李德旺、我表哥周建国，还有隔壁村的两个种薯大户——一个姓马，一个姓陈。

饭桌上我把事情摊开了说。

加工厂要扩产，红薯需求量翻倍，但靠我一个人收货、运输、对接，忙不过来了。

我的想法是，大家各管各的收购片区，统一标准、统一价格、统一送货，赚到的差价按比例分。

李德旺第一个表态："我没意见，这大半年跟着你干，没吃过亏。"

二叔举着酒杯点了点头。

姓马的种薯大户想了想，问了一个关键问题："标准谁定？分成怎么算？"

我早想好了。

"标准按加工厂的要求来，我这里有样品，不合格的一律退回。收购价统一一毛二，卖给加工厂一毛五，中间三分钱，运输和损耗扣一分，剩下两分钱按出货量分成——谁收的货多，谁分得多。我负责对接加工厂、质检和运输调度。"

姓陈的搓了搓手："那你自己拿多少？"

"我每斤提半分钱的管理费。量大了以后，我要雇人、租车，这些都是成本。"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没有人反对。

我知道，在这个桌上，所有人最关心的不是分成比例，而是一件事——红薯能不能稳定卖出去，钱能不能按时到手。

只要这两条保证了，剩下的都好谈。

春天，合作组正式运转了。

六个人覆盖了周围十一个村子，红薯种植面积比去年翻了一倍不止。

我用攒下来的钱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全款买不起，租的，一个月六十块——运输效率一下子提上去了。

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在乡间土路上，后面拖着满满一车红薯，那响声整个柳沟村都能听见。

村里人开始用一种不太一样的眼光看我。

以前他们叫我"大河"或者"老孙家那小子"，现在有些人开始叫我"孙老板"。

我不太习惯这个称呼，但也没有纠正。

11

这一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夏天的时候出了一件事，差点把整个合作组搞垮。

六月底连下了半个月的雨，好几个村的红薯地被水泡了。

地势低的田块直接绝收，地势高的也减产了三四成。

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烟——那是我第一次抽烟，呛得直咳嗽。

减产意味着货源不足，货源不足就完不成跟加工厂的供货承诺。

完不成承诺，周玉兰有理由换供货商。

第二天一早我就进了城。

到了加工厂，周玉兰正在车间里盯生产，满头是汗。

我把情况说了，没有夸大也没有隐瞒。

她听完以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大河，做生意遇到天灾不怕，怕的是遇到事了不吭声，等到瞒不住了才来说。你今天来找我，说明你还是靠谱的。"

她想了想，说接下来两个月的供货量可以减三成，但到秋天新薯下来以后必须补上。

我在心里长长地出了口气。

回去以后，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把没受灾的几个村的红薯产量重新摸了底，挤一挤还是能凑出七成的货量。

第二件，找到镇上农技站的技术员，请他来指导受灾田块的补种。

技术员姓郑，三十来岁，戴着近视镜，下巴上长了一溜胡茬，看着不修边幅，但说起红薯种植技术头头是道。

他在田间地头转了两天，给了一套补救方案：受灾较轻的地块排水后补种秋薯，品种选短生育期的，十月底能收。

我把方案印了十几份——用镇上复印店的油印机印的，一张一毛钱——发给合作组的每个人。

那个夏天很难熬，但我们扛过来了。

到了秋天，补种的秋薯虽然个头比正季的小一些，但产量还过得去。

加上正季没受灾的田块的产量，我把欠加工厂的那三成货补上了。

周玉兰验货的时候，看着一车车运来的红薯，对我说了句："不错。"

就两个字。

但我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

12

转眼到了第三年，也就是九零年。

合作组的红薯年供应量达到了八万斤。

我已经不再推板车、赶骡车了——我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小四轮拖拉机，虽然旧了点，发动的时候要摇好几下才能打着火，但拉三千斤红薯跑三十里路不在话下。

加工厂那边也在变。

周玉兰在原来粉条的基础上，新上了红薯淀粉和红薯干两条产品线。

产品开始往外地走，据说已经卖到了省城的百货商场。

有一次送货的时候，我在她办公室里看到了一张省里颁发的"乡镇企业先进单位"的奖状，红底金字，挂在墙上。

她的办公桌上多了一部电话机——那种黑色的拨盘电话，在当时是正经的排面。

我把货款结完，准备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大河，你有没有想过，不光是卖原材料？"

我没太听懂。

她解释说："你现在是把红薯卖给我，赚个差价。但如果你自己也搞初加工呢？比如把红薯切片晒干，或者磨成淀粉再卖给我，利润能翻几倍。"

我愣住了。

这个念头我不是没动过，但一想到要买设备、建厂房、学技术，就觉得太远了。

周玉兰看出我的顾虑，说："你不用一步到位。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红薯干。切片、晾晒、包装，不需要什么设备，人工就能干。你们村那么多闲置劳力，冬天也没活干，正好。"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把拖拉机停在路边，坐在车头上想了很久。

风从田野上吹过来，麦苗已经冒出了头，绿茸茸的一片。

我想起三年前第一次推着板车进城的那个凌晨，八百斤红薯压在车上，车轴吱呀吱呀地响。

那时候我想的是怎么把红薯卖掉，换成弟弟的学费和爹的膏药钱。

现在我站在这里，手底下管着十一个村子的红薯收购，银行存折上有三千多块钱，家里的房子去年翻新了，弟弟考上了中专，我爹的腿能走能跑了。

这一切，是从一张名片开始的。

但也不全是。

名片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从那个机会到今天走的每一步，每一个凌晨三点出发的早晨，每一筐亲手检查过的红薯，每一次面对困难咬牙扛过去的决定，都是我自己选的。

我跳下车头，发动拖拉机，继续往家的方向开。

来年开春，我要在村里盖一间加工棚，收来的红薯切片晒成红薯干，卖给周玉兰的加工厂。

这是第一步。

至于以后——

路还长，但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不怕路长，怕的是站着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