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煜：行星化与无家可归

在十八世纪，诺瓦利斯把哲学描述为一种痛苦、一种乡愁和一种对归家的渴望：“哲学就是乡愁，是对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如感在家的渴望（Die Philosophie sei eigentlich Heimweh –Trieb , überall zu Hause zu sein）。”Heim-在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家，更是一个家园。这种对家园的渴望弥漫在殖民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

但同一时期，家仅仅是某个特定天体（它只是无数天体之一）上的地理位置，人们则开始根据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经济发展潜力来评估一个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会像海德格尔一样，依然记得盛夏里的乡间小径、静静凝望着花园围墙的古老菩提树；那条小径在渐长的庄稼与苏醒的草地之间闪耀着光辉。但今天，这个小村庄挤满了想参观著名哲学家故乡的游客，为了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新的基础设施拔地而起。可惜！家园已不似往昔。

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这些小村庄的面貌，农业自动化的进步让这些改变更加彻底。如今，许多农村地区已经开始利用无人机和机器人，以实现播种、耕作、收割、包装和运输等流程的全面自动化。农民不再是海德格尔看到梵高的画作《农鞋》时所想到的老妇人。今天的农民都很年轻，他们穿着时髦的套装，用平板电脑来完成所有操作。村庄依然存在，菩提树和草地也都还在，但它们周围已经出现了昂贵的咖啡馆和酒店，海德格尔当年走过的小径与无人机和机器人的轨迹交错。今天我们再读到这位哲学家的这段文字时，他的感叹显得更加歇斯底里：

如果人没有适应乡间路的呼声，他就只能徒劳地尝试，通过自己的规划把地球带入某种秩序中。有一种危险咄咄逼人，那就是：对于乡间路的语言，今天的人变得听觉迟钝。他们只还能听到机器（Apparate）的噪声，他们差不多把它视为上帝的声音。于是乎，人变得精神涣散，无路可走。对于精神涣散者来说，单纯质朴之物更表现为单调一式。单调一式让人厌烦。闷闷不乐者只还能感到千篇一律。单纯质朴之物逃遁了。它那宁静的力量枯竭了。

梵高，《农鞋》

因为远离家，所以有对家园的渴望。家之于我们既是最近的也是最远的，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它离我们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以至我们看不到它。人们还会继续在不同的大陆之间旅行。不过，在一个人结束疲倦不堪的旅途，想要回到家中、不再奔波时，这样的家似乎只有一个。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随着移民和难民数量的增加，家作为出生地的概念已经被改变。从家园的立场出发，移民和难民就好像被连根拔起的植物，不得不寻找新的土壤来培植自身、开枝散叶。但即使新的土壤能提供合适的养料，移民和难民对家园的记忆也总会让他们想起一段已经不在，也将永远不会再有的过去。而且，身为外来者，他们还会通过带来新的生态配置改变现存的土壤结构。现代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地球上的无家可归（unheimisch）状态，正如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在他的诗《灵魂之春》（“Springtime of the Soul”）中所描述的：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充满精灵，

蓝光朦胧，笼罩在莽莽丛林上。

村庄里，阴暗的钟声久久地鸣响，

护卫着村庄的平和。

特拉克尔

无家可归的感觉围绕着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因而对他们来说，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去揭示即将来临的家园。灵魂是流落大地的异乡者，所有地方都没有家的感觉（unheimisch）。对海德格尔来说，归家是一场定位（Erörterung），它将某个地方定义为让万物得以生长的根源。然而，当无家可归成为世界的命运，灵魂就仿佛变成一株温室里的绿植，这样，它便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生长，也可以被移植到任何地方。由技术与经济活动实现的全球同质化创造了一种社会现象的共时性。观看仪式和游览文化遗址成为游客的乐趣，手机镜头替代了眼睛和身体的感觉。灵魂与世界的关系由数字装置和平台来调节。

但记忆并不只是大脑中的一个认知实体。内在的身体同样很难完全适应新环境。食物最能激发对过往的回忆，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

In Search of Lost Time

）中描述的浸泡在茶水中的玛德莱娜蛋糕碎屑一样。这种体验在一个人旅居海外时尤为常见。或许我们无法从海德格尔的写作中找到这样的经历，毕竟这位哲学家从未离开过欧洲，但我们能从他的外国学生那里找到这样的描述。

《追忆逝水年华》中描述的玛德莱娜小蛋糕场景

京都学派的代表之一西谷启治（Keiji Nishitani）曾在1937年至1939年间在弗莱堡求学于海德格尔。在1938年9月的一天，西谷同另外两位日本学生受邀参加由西田几多郎的侄女高桥富美（Fumi Takahashi）举办的晚宴，她于1938年4月抵达弗莱堡并师从海德格尔。高桥用从日本带来的食材做了一顿日式料理。西谷那时已经按照德国的饮食习惯生活了一年多。在尝到那碗白米饭时，他猛然间有了非同寻常的感受。詹姆斯·海西格（James Heisig）后来评论道：

在习惯了西方的食物后尝到第一碗白米饭时，（西谷）被一种超越食物本身品质的“绝对之味”深深震撼。

试想海德格尔在日本教书，他能适应吃生鱼片和寿司而将斯瓦比亚烹调（Schwäbische Küche）抛诸脑后吗？恐怕不行。在西谷那里，乡愁来自白米饭对味蕾的刺激而非谷物面包，这种感觉并非仅停留在舌头上，而是遍布全身。故乡或家园并非人们在历史教材上学到的关于国家的抽象知识，而是作为某种与身体最亲密又最难以言喻的部分具体地铭刻在我们的身体之中。这种诡异（unheimlich［uncanny］）的体验只会强化我们对家园的渴求。西谷在他的回忆录里总结道：

相同的经历也让我思考“故土”的含义，从根本上讲那是土壤和人类，特别是作为肉体凡胎的人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正是佛教说的“身土不二”。对我来说，故乡是“瑞穗之国”：那里有着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壤，还有一群以水稻种植为生计的人民。我的祖先世世代代都以大米为主食。日本这片土地的特殊成分转化为“日本米”的特殊成分，通过米食，被转移进我们祖先的“血脉”之中，而那也是流淌在我身体里的血脉。不知从何时起，我那不计其数的祖先与稻米、故土之间的生命纽带，已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至今蕴藏在我的血脉中。这段经历让我想起了平时早已忘却的事实。

这碗白米饭不只是用于对抗饥饿感、满足生理需要的食物，也是身体和家园之间的中介。味道通过舌头使人与祖国相连。因此，西谷在返回日本之后积极地参与到“近代的超克”运动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运动汇集了历史学家、音乐评论家、哲学家和文学学者，他们共同思考如何克服欧洲的束缚和它的衰落。对他们来说，欧洲的现代性呈现出一种分裂的力量，它将文化分裂为宗教、科学和政治（或更确切地说，民主），摧毁了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所秉持的天、地、人统一的世界观。

西谷启治

然而，就在这种欧洲虚无主义持续蔓延至全球之际，欧洲自身也在不断衰落。那时，东方的欧洲化也预示着东方将和西方一样陷入衰落的危险。西谷在《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Self-Overcoming of Nihilism, 1949年出版的论虚无主义的讲座文集）一书中，评论了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的论文《欧洲虚无主义》（“European Nihilism”），并诘问欧洲的虚无主义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欧洲虚无主义给我们与欧洲的关系和我们自身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它迫使我们的实际历史实存、我们“在他人中的存在”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奔向西方化而忘记自身。

二十世纪是一个在欧洲现代性行星化过程中寻找（erörteren）家园的时代。虽然西田几多郎帮助西谷和田边元（Hajime Tanabe）去德国学习，但他本人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不过在西田几多郎的写作中，人们还是可以窥见这种对家园的探寻——对他来说那便是东亚，或者说东洋。对旧事物的摧毁和对某种全球性事物的创造正是现代化本身，因而，对家园的渴望不断地增强。为了建设新的基础设施而破坏村庄和森林，为了顺应旅游业和促进房地产发展而翻修城市空间，以及移民和难民数量不断激增—所有的这些造成了一种无家可归的情绪。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之道

海德格尔和他的日本学生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在欧洲化之后出现的美国化或美国主义，他们视其为通过有计划的行星化来延续欧洲化的进程。在献给里尔克（Rilke）的文章《诗人何为？》（“What are Poets For?”）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这位诗人在 1925年就欧洲的美国化一事写给威托德·胡莱维茨（Witold Hulewicz）的信：

对我们祖父母而言，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座他们熟悉的塔，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大衣，都还是无限宝贵、无限可亲的；几乎每一事物，都还是他们在其中发现人性的东西和加进人性的东西的容器。现在到处蜂拥而来的美国货，空乏而无味，似是而非的东西，是生命的冒牌货……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苹果或一颗美国葡萄树，都与我们祖先的希望和沉思所寄的房子、果实、葡萄毫无共同之处 ……那些鲜活的、我们体验过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物正在消失，而且无法被替代。我们也许是最后一代还知道它们的人。

对海德格尔来说终极问题是非人的技术。现代技术是欧洲虚无主义的最终产物，它始于对存在问题的遗忘和支配（beherrschen）存在者的努力。技术对世界的介入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无家可归，并且堵塞了对存在发问的道路。欧洲这夜的国度（ Abendland）落幕之时，正是美国主义及其帝国势力依托行星化技术迎来黎明之时，无家可归意味着贫乏与绝望（Heillosigkeit）。在《诗人何为？》中，我们再次读到海德格尔对此最清晰的哀叹：

技术之本质只是缓慢地进入白昼。这个白昼就是变成了单纯技术的白昼的世界黑夜。这个白昼是最短的白昼。唯一的无尽头的冬天就用这个白昼来进行威胁。现在不仅人失却了保护，而且整个存在者的未受伤害的东西也仍在黑暗之中。美妙事情隐匿自己。世界变得不美妙了。这样一来，不仅神圣者作为通向神性的踪迹仍遮蔽着，甚至连通向神圣者的踪迹，即美妙事情，也似乎灭绝了。

在技术的时代，存在从世界中抽离，仅剩下一个被分解成原子和反馈循环的存在者的世界。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一失根（Entwurzelung）事件不再是西方独有的现象，凭借行星化的技术，它已经走出了欧洲。托尔斯泰（ Tolstoy）曾在1910年的批评中说，中世纪神学或罗马的道德败坏只毒害了一部分人，当时的电力、火车和电报却毒害了整个世界。

《诗人何为》载于《林中路》

这些技术承载着西方的思想，西方的个体化模式、生产模式和相对应的力比多经济。经济首先包含技术与技术性的交换，而这种交换也使生产过程短路（ short-circuit）了。例如，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工具是由一个复杂的技术系统产出的，但我们无须学习它的制作工艺就能直接使用它。与此同时，从货物运输到高速交易，经济系统都要求技术成为其交换的媒介。海德格尔在讲座“什么叫思想？”（“What is Called Thinking?”）中调侃“后勤学”（logistics）是“逻辑学”（logic）最新且最富成果的实现形式。他说，在许多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逻辑学被认为是“严格哲学唯一可能的形式”。

在二十一世纪，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破坏和重建的过程正在继续加速而非放缓。对家园的渴求只会被强化而非减弱，归家的困境只会变得愈发病态。事实上，行星化和归家作为两种相反的运动正在同时发生。资本与技术科学正以其假定的普遍性不断地扩展和升级，而地域和习俗的特殊性进一步呈现出抵抗外来者的趋势。

今天，归家的问题正面临非常具体的挑战。回顾2023年欧洲的住房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无力为家人租赁合适公寓的人数急剧上升。过去十年间，房价的上涨速度更是令人警觉。这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某个时刻泡沫破裂，届时那些还在偿还抵押贷款的人将会陷入难以处理的债务危机。全球房地产投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共同造成了对价值（ethos）和伦理（ethics）构成挑战的无家可归局面。这种房地产投机将会持续榨取个体的创造力及其他潜力。

2023年到2024年，人们感到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一方面，俄乌战争不断地提示着欧洲的不安全性，并且引发一场全球后勤灾难；在这本书成书之际，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正显得愈发惨无人道，并呈现出随时要爆发新一场世界大战的迹象。另一方面，以ChatGPT为代表，技术大加速引发了人类担忧自己很快就会被机器淘汰的忧郁情绪。技术加速了去根化，因为机器能够通过学习来超越人类竞争者。AlphaGo的胜利仅限于围棋，但人工智能的影响远超于此，它如今已渗透几乎所有日常活动领域，并且正在扰乱、颠覆它们。这种技术、生态和经济的进步，似乎正向我们预示某种末日景象。

许煜，《后欧洲》

由技术经济的行星化带来的废墟呼唤归家，呼唤返回精神之地。此刻，人们再一次从家园的立场看待世界，但既不是从行星的视角，也不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无家可归的懊恼和不满表现为对外来者的战争，移民和难民成为歧视和仇恨的首要目标。反动派和新反动派想要回到那个曾经“伟大”的家，使它再次伟大。一些人，尤其是相信“深层政府”阴谋论的那群人认为，用“大取代”来描述社群的死亡，也意味着个体的终结，因为那时欧洲就会被“黑化”（blackwashed）。

行星化进程导致了一种全球性的失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构家园的概念？这是否要求另一种“血与土”（Blut und Boden）的意识形态？回归家园能帮助我们逃离这日益加剧的异化过程吗？答案我们都已了然于胸。二十世纪就是一个寻找家园的世纪，与之相关的哲学运动却是反动和危险的。当然，人人都需要一个“家”，或者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的地方。但对这个“家”的渴望，不一定等同于在十八世纪文学中就开始出现，且至今仍存在于网络上的反动主义言论中的对“家园”或“祖国”的追寻。

原文出处

许煜，《后欧洲》，李仁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

本文转自 | 媒介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