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哥的人生

朱春先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湘中的落雪天格外沉，棉絮似的雪片压得村头白杨树的枝桠都弯了腰，满哥就生在这天，父母顺着漫天飞雪给他取了个应景的名字：雪伢子。

那是新中国刚成立的年月，上面已经有一哥一姐，五口人的家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勉强度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却也没耽误满哥像田埂上的野草似的，乐呵呵地往上长。他在家门口念完小学，又踩着几十里的山路去老粮仓读初小，算是村里少有的识文断字的年轻人。

满哥青年时候本来有两条跳出农门的路：要么当兵，要么去煤矿当工人，端上人人羡慕的“国家粮”饭碗。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他七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前一天我有事耽搁了没来得及去看望他。第二天从大哥家过去时，他正一个人坐在屋阶上，就着风慢悠悠地喝着自家酿的米酒，谁能想到，不过十多个钟头之后，这个我依赖了大半辈子的人，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那天他还跟我说起当年煤矿招工的旧事：十七八岁那年，在流沙河供销社上班的邻居彭大哥特意来问他，有个煤矿招井下工人，虽然苦，但能吃国家粮，去不去?满哥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家里也都赞成。可一切都收拾妥当等着出发时，突然传来消息：他的名额被人顶了。

端国家粮的路断了，满哥便在生产队当了计工员。凭着初小的底子和爱琢磨的性子，他无师自通能修好坏掉的广播器，是村里少有的“能人”。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又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六十一岁的父亲突然走了。大哥在江西踞木头，根本联系不上，那年我才十一岁，什么忙都帮不上。是满哥一个人挨家挨户到本族长辈家里跪拜报信又冒着暴雪走到安化买回做棺材的木料，里里外外一个人操办完了父亲的后事。等大哥过年赶回家时，父亲的坟头都已经长出了细碎的野草。

我那时年纪小，对父亲的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当过兵的父亲常年咳得厉害，日常就是“烧火烤火晒日头”。这话还是满哥带我去小学报到的时候，老师问我你爷(指父亲，湘中俚语)在家做什么，我脱口而出的回答，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发酸。

满哥的孝顺，在父亲走后母亲常年卧病的那些年，我看得最清楚。

母亲长年体弱多病，有一年夏天，族里人突然托人带信给我，说“你娘怕是过不了大暑”，吓得我连夜往家赶。那次是脑血栓，送到县人民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限才转危为安。一九八六年七月我到市里供销社报到，分到综合经营开发公司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在纺织科买了几十丈白棉布，提前给母亲准备后事——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母亲后来又好好活了十八年，直到二〇〇四年生日那天才安详离世，可这也足见那些年她的身体差到了什么地步。

我参加工作之后，满哥一直陪着母亲住，好几次母亲病危，都是他一个人守在床前照料。有一回母亲病得连身都翻不了，满哥就把家里的竹床改造成护理床，在臀部位置开了个洞，方便母亲大小便。后来母亲病重时是大哥和满哥轮流照顾，费用我来出。每次我回家，母亲都拉着我的手说：“你满哥累哒，你以后要对他好。”

因为家穷，父亲走得早，大哥三十岁那年结婚，先后育了有三个孩子要养，满哥的婚事就一直耽搁着。在我心里，他大半辈子单身，全是为了供我读书耽误的。我在高山小学念完小学，又到公社中学读初中，初三那年参加作文比赛还拿了区里的二等奖。当时不少人劝满哥，别再送我读书了，做哥哥的没有这个义务，回家还能多挣个工分。可满哥只说：“只要你不降级，我就一直供你读，要是降班复读就不送了。”

一九八一年，我在队上分的田里割稻子，大队书记站在马路上喊我的名字，手里举着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年九月，我背着铺盖去了三十里外的林山寺宁乡七中读高中——那是全区八个乡镇唯一的高中，只招三个班，我被分到了最后一个班。

除了种地，满哥这辈子干得最久的营生，是去长沙补皮鞋。

这门手艺是跟我二舅妈的哥哥学的，既是亲戚又是师傅，逢年过节他都要提着礼上门探望。有了手艺之后，他每年下半年都要去长沙待三四个月，就住在城南金盆岭山坡上的郊农家里。我一九八六年参加工作之后去过几次：十几平米的阴暗潮湿的小房间，挤着住六七个人，洗脸的毛巾用得久了，都看不出原来的棉纱颜色。晚上补鞋到很晚回来，几个人凑在一起做饭，菜叶大多是从菜市场捡的剩菜，偶尔买二两肉，就是一天里最丰盛的正餐。早上一般就在门口买个馒头对付，中午走到哪饿了就随便买点什么吃。

这样的日子在当年的打工人里再寻常不过，满哥自己从来没觉得苦，反而每天算着能挣几块钱，心里踏实得很。

我比很多同学都早穿上皮鞋，只是不是买的，是满哥过年回家时，把别人丢掉的破皮鞋补好带给我的，有时候一拿就是好几双。我在望城坡枫树铺读书的时候，有天老师通知我，说你哥哥来了。我跑出去一看，满哥手里拎着个编织袋，一见面就掏出来擦得干干净净的旧皮鞋：“这几双都还结实，你在学校穿，跑步都没问题。”

除了鞋子，他还给我带过一大摞新书，有词典，有小说，其中还有沈从文的集子。这些书也不是买的，是一个叫佘曼钦的大学老师送的。

满哥说，佘老师在湖南大学工作，家住在书院路一师范附近。有次他在小区角落补鞋，佘老师提着坏皮鞋来补，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我，说到我作文拿过区二等奖，说到他宁可一辈子不结婚也要供弟弟读书的事。同样出身农村的佘老师(后来知道是宁乡双江口人)特别感动，当时就说要送我一些书。书不是那次就给的，是过了段时间满哥再去那个小区补鞋时，佘老师专门送过来的——好些书连塑封都没拆，明显是他特意去新华书店买的。

一九八二年的冬天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冬天，那些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把一个山里少年对外面世界的所有向往都填满了。现在想来，佘老师当年的善举，就是那个年代无数照亮寒门学子前路的微光，是还未成型的“希望工程”最鲜活的注脚。我参加工作之后，满哥还带我去看望过佘老师，后来断了联系，多年后我在供职的《东方新报》做教师节特别策划时，还专门通过公开报道找到了佘老师一家，了了一桩心愿。

补鞋的营生满哥干了几十年，不光我是穿他补的鞋长大的，几个侄女也都穿过他捡回来修好的鞋。九十年代中期，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满哥，去外县一个丧夫的女人家入赘，对方家里三个女孩都还小，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两人没怎么了解就成了家。婚后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孩子慢慢长大，家庭矛盾也越来越多，满哥心里苦，就常常借酒浇愁。

即便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顺心，满哥对我、我妻子和孩子还是像从前一样掏心掏肺。我妻子刚怀孕的时候，满哥在家精心喂了几十只鸡，要送来给她补身体。那天他用两个蛇皮袋装满鸡，剪了口子透气，用扁担挑着在长沙汽车西站转车，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人提走了一袋。我现在都能想象到他当时站在车站急得手足无措的样子，该有多难过。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是满哥的七十一岁生日，第二天他就走了。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根本不敢信，四个小时前我才刚从他家离开，又连夜赶了回去。第二天妻子和女儿看着我，说我鬓角一夜之间全白了。

满哥身体一向硬朗，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走得这么急。我平时工作忙，回家的次数不多，无非是逢年过节过去，塞给他一点钱，坐下来聊不了几句就要走。他为我付出了一辈子，我连百分之一都没回报上，总想着等我退休了，就回去天天陪着他，谁知道他等不及。

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们可能都习惯了，他永远就在那里。”是啊，我们太习惯他永远站在那里，不急不躁，从来不提要求，从来不找麻烦，我们总觉得日子还长，总有时间报答，却忘了人生最不能等的，就是来不及。

满哥的一辈子，是那个大时代里最普通的小人物的缩影，是无数善良纯朴的中国农民的缩影。他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他刻在骨子里的智慧、善良、勤劳、体贴，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千千万万普通人最珍贵的底色吗?

又到一年清明时，风里都带着湿冷的草木香，满哥，我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