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当事人的鞋子走两步”

寻常的工作日，收到一件小案。案情简单，标的不大。天某公司从丰某公司处承做的工程在质保期内发生漏水，李某某自称受天某公司项目经理张某某的指派完成了维修，工钱却迟迟没有拿到。

李某某提交的证据单薄且零散：丰某公司通知天某公司从工程款中扣减漏水维修费的《扣款函》，以及张某某出具给李某某的《结算单》。两份证据没有天某公司的印章，只有潦草的“张某某”签名。

原审论断并无瑕疵。天某公司和丰某公司均称不知张某某为何人，且矢口否认李某某进行漏水维修，李某某也没举出可以表明施工身份的证据。从起诉条件来看，李某某作为原告，无法证明自己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只能裁定驳回起诉。

但我心里仍不免生出疑惑。通常来说，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倘若并未实际付出劳动，又怎会花费时间、精力和微薄的财力，固执地走完一审、二审再到申请再审？

本案既涉及申请再审，又涉及该申请的立案审查环节，原则上书面审理即可。但我很快安排了第一次询问。李某某不安地坐在当事人席上，对法庭的问话听得很认真，回答却稍显底气不足。

“你和张某某是怎么认识的？”

“他打电话找我的，说有个活给我做。”

“天某公司和你签过合同，或给你发过通知吗？”

“没有……张某某说先干活，后来他出了《结算单》，我以为也一样。”

“现在还能联系上张某某吗？”

他垂头：“早就找不着人了。”

天某公司的代理人从容不迫：“张某某不是我公司员工，项目经理另有其人。”他显然是有备而来，提交的任职文件清晰完整，盖着鲜红的公章。丰某公司的代理员工则显得模棱两可：“我们不认识张某某，只是在工地见过李某某，他来做什么，谁安排的，我们不清楚。”

李某某的确去过工地。证据就像散落的拼图，只能拼上零星几块，但已隐约现出轮廓的一角。如果说起初只是些许的薄弱心证，此刻内心的天平已有所倾斜，这不是出于对弱势一方的同情，而是基于合理的怀疑。然而，没有证据进一步证明李某某到工地是为了补漏维修，也找不到张某某与天某公司之间的关联，庭审还是陷入了僵局。我挂念着堆积如山的案件和明天就要上报的工作材料，一边盘算着晚上又该加班到几点，一边犹豫着今天的问话是否作罢。理智提醒我：程序已履行，当事人举证不能，就此驳回也无不当，效率也是现代司法不可或缺的价值。

尚在迟疑中，我撞上了李某某的目光。他望着我，像是溺水之人望着茫茫大海的唯一浮木。感受到这份焦灼交织着期盼，我愈发难以下定就此结案的决心。如果他真的风吹日晒的干完了活，却因不懂得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最后空手而归，即使本案审理程序合法，也难言实质公平正义。当形式逻辑与生活常理产生明显落差时，法官有责任多走一步，探寻真相。

我决定再问几句。重新翻了一遍《扣款函》和《结算单》，渐渐有了思路。我正了正法袍，看向庭上三方：“你们对同一件事的说法完全相反，说明必定有一方甚至两方没有如实陈述。”停顿一下再问：“你们是否清楚在法庭上具有如实陈述的义务，以及隐瞒、歪曲事实的法律后果？”李某某突然站起来指着两人：“就是他们在说谎！”天某公司的代理人面色如常，丰某公司的代理员工却局促地欠了欠身。突破口正是态度暧昧的丰某公司，我令其向法庭据实说明《扣款函》的回复情况。对方踟蹰片刻，表示需要回去查一查。

一周后，转机出现了。丰某公司提交了新证据——天某公司对《扣款函》的《回函》。同样只有张某某签名而没有公章，但明确记载着天某公司承认工程存在漏水问题，并表示已派人处理。《扣款函》与《回函》首尾呼应，张某某代表天某公司处理售后事宜的身份已清晰可见。

很快又安排了第二次询问。天某公司依然坚持“没有公章就不算数”的抗辩，我当即要求丰某公司向法庭说明双方如何互送函件。真相随之浮出水面：数年来，丰某公司发给天某公司的日常函件，均由张某某在工地现场接收并签署回复。案件最终被指令受理，法院经实体审判，支持了李某某对天某公司的全部诉请。

这件小案让我深思良久。法律的刚性需要制度的韧性来平衡。当诉讼能力严重失调时，通过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细致的法庭调查来弥合差距，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每个走进法庭的当事人，带走的不仅是一纸文书，还有对法治的信念。这份信念需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来滋养。

“如我在诉”亦非要求法官抛弃中立滥施援手，而是在理性之余，也要对案件中那些活生生的“人”保持敏锐的感知能力。法官应该关注那些真实的人间难处，在每一起案件中俯身倾听，甚至“穿上当事人的鞋子走两步”，体会他们如何步履蹒跚。

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让司法裁判契合普通人最朴素的正义观，这或许就是“如我在诉”在这件小案中最深刻的诠释。

人民法院报·2版

作者

宿薇（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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