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鳞西爪录

东鳞西爪录

文/韩君健

一

孜孜不倦地负书担橐几十年，在学习的旅途和隈曲中有幸遭遇许多好老师，他们是中国顶尖的文艺学家和历史学家，像霍松林、胡山林、高中华、沈传亮等。尤其是沈传亮教授，讲课幽默风趣，还会时不时像说相声一样抖出个包袱，把本来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党史党建学讲得出神入化，生动形象，吸引学员好评如潮。每当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重要会议时，央视都会邀请沈教授担任特邀嘉宾，让他坐在央视播音室与主持人一起吐胆倾心，发出崇论宏议。

同行中也有好老师，像四川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聂春燕副教授。她每次讲课犹如衣锦黼黻，户限为穿，常有外系外专业的学生也挤进教室聆听，听后直呼大开眼界，奔走相告，纷纷要求转专业当她的学生。教师如果达到这一步境界，就是当之无愧，就是功成名就，就是独步一时，就是人稠物穰。那是我们每一名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二

毛泽东主席在江西瑞金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时候就很重视档案工作，他多次要求有关人员对重要会议和其他重要活动等要留下文字档案。可是因为环境恶劣，战斗和转移频繁以及为了保密需要，许多珍贵资料遭到焚毁，好多档案还是散佚了。那是掏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可靠信史。而个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却能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和损失。我们的建党节是7月1日，这事谁都知道。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党真正的建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毛老和董必武前辈都回忆是天气很热的七月份，但具体日期是后来党史专家费了很大劲儿，才从苏联共产国际组织的档案里以及一大代表、后来当了汉奸的陈公博的日记和周佛海妻子的回忆录里刨根问底，得到确认。

遵义会议的召开地点与日期没有异议，而当时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却成了谜团。邓老表示自己参加了，一些细节还复述得惟妙惟肖。周恩来总理和杨尚昆同志也很早就说过邓小平同志确实参加了，杨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还能说出邓坐的准确位置。这样，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妥善解决。

都坚持记日记吧！虽然我们是小人物。也许有一天歪打正着，绳愆纠缪，我们的日记就会成为中国当代历史丰碑上一块不可或缺的宝石。

三

近日对生活和事业突然有了一些新的感触：

一勤百事兴，一懒千般废。

善良没有错，但过度的善良可能在帮扶别人的同时损害自己的利益。记着谚语里的真理：一升米养恩人，一斗米出仇人。

小生意能变成大生意，而小聪明却会耽误大事情。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懂点模糊学肯定胜过锱铢必较。

生气，是自己的期望与外界的忽视所形成的反差导致的愤怒情绪。别生气，把生气变成争气才是硬道理。

别乱花钱，尤其是不要穷大方。你的上级，你的下级，你的同事和朋友，没有几个人能在关键时候靠得住。待老伴好点，助推自己的子女成长成才，这些才是百年大计。

四

去武汉大学参加了一个全国大学语文教育研讨会。

现在开会很舒服，一般都是前两天上午开会，下午讨论；后两天上午开会，下午旅游。我去过武汉多次，像黄鹤楼、归元禅寺、老长江大桥等早就参观过。因此与会人员旅游时，我就躺在宾馆的房间里睡觉或者看电视。参加会议的教授很多，但大学者几乎一个都没有。像霍松林先生、徐中玉先生那样的学术泰斗已经绝后了。加上我人到花甲，热情减退，对名人和准名人不再感兴趣，就懒得逐屋拜访他们。想去探望一下刘道玉前辈，可打了两次电话，都无人接听。我猜测他可能身体不适，住进医院了。继续频繁打电话肯定不礼貌，只好罢休。

会议结束后，我从东湖宾馆往武昌火车站赶，刚走出宾馆大门，人流中就被一个戴眼镜的中年教授阻拦：韩教授，我们认识一下吧？咱俩是河南老乡，我在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工作，叫訾复始，是文学院副院长。我们互相加一下微信，记一下手机号码可以吗？我回应着好，好！就靠着一棵樱花树放下拉杆箱，又把随身携带的小挎包放到拉杆箱上，转过身从衣兜里掏出手机，低着头同他互相录入信息，并握手告别。訾教授先走，我后走，可伸手拖拽身边的拉杆箱时却发现拉杆箱和它上边放着的小挎包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我吃了一惊：因为拉杆箱里有一身换替衣服，一支钢笔，一本日记和一部《汉语世界语-世界语汉语双解词典》。这还是小事，更麻烦的是小挎包里还有身份证、回程火车票和一千多元现金。这一下子损失大了！

我焦急地原地转圈，正在考虑要不要报警的时候梦醒了，是清晨六点半。晨光微熹，我还在床上躺着。

五

比起教室里传统的往黑板上写粉笔字的做法，课件确实以其醒目的色彩、图案、动画和配音配乐，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是，别忘记了文字传递信息的效果与职能就在文字魅力本身。过分依赖课件反而会反噬文字，淡化文字，最终荒疏了文字。我在贵州工作时有一位校长，那一把手的职务当得窝囊，就是个吃闲饭不管闲事的傀儡，学院的一切工作由一个贪得无厌的地头蛇把控。但他搞教学工作确实有见地，他提出的课件每页的内容不能过多，不宜超过八十个汉字或八十个外语单词。不能把课本上的东西一股脑地往课件上照抄照搬，一名好老师，一节好课堂，终究得依靠教师出神入化的语言描绘和板书辅助才成。我深以为然。

六

考研究生难吗？一点都不难。我算了一笔账：报考2025年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大概有430万人，估计30万人会缺考，还有100万人准备不足，只是抱着侥幸心理匆忙进入考场蹚一下路子而已。说白了，他们只是打酱油的角色。剩下300万人才是货真价实的考研者。明年研究生扩招，我预测实际被录取人数可能达到150万。这样每两个真心实意参加考试的人中就会有一个榜上有名。难从何来？别忘了，粉碎四人帮后大学恢复高考，那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接近600万，结果只录取了20多万人。录取率是百分之四左右。今天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那么优越，如果考不上研究生，说轻了是发挥失常，说重了就是一个笨手笨脚和缺乏进取心。

七

一张请假条和请假条上领导签署的意见把我看得哈哈大笑，这女同志的请假条内容是：因前任男友后天结婚，导致我心理严重失衡，需要请假两天。明天化装和喊人，后天去砸场子。请予批准。这领导的批复是：同意。如果人手不够，我可以随时安排公司员工赶去支援。

八

我们都鼓励说实话，可有时候实话没那么好听，也不会收到想要的效果。天长日久，一些人就学会了撒谎。建政前，国统区有的知识分子受到排挤，就写下打油诗明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那时延安和八路军成了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心目中的圣地。就连上海滩的电影演员蓝萍也投奔过去，甘愿吃小米饭，睡大通铺，日后依靠资历和特殊背景成了大人物。

我还看过一个青年教师的辞职报告，他写道：因为工资太低，入不敷出，谈不上恋爱，结不起婚，遂决定辞职，请领导恩准。

我在某校当系主任时，一个中年辅导员每次见我必谦谦然作揖，既笑容可掬又略显卑怯。后来这辅导员被提拔为某处副处长，举止言谈，气宇轩昂。教学督查、教案整改、教师培训、校园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抓得有条有理，大有起色。回到家我就对妻子感叹：看来这职务差不多给谁谁都能干啊！那个姓谭的老兄平时看起来不显山不显水的，甚至还有几分猥琐。可一旦给了人家适当的位置和机会，人家就表现出来了超凡脱俗的能耐和本事。

九

可能是越缺乏什么越追求什么，越稀罕什么越显摆什么的心理作祟，我特别喜欢穿皮鞋。刚参加工作那会儿，皮鞋一年四季都不下脚，哪怕雪天雨天，道路泥泞，也舍不得脱下来。盖因小时候常穿土布鞋，也讨厌土布鞋有关。在农村上初中时，班里只有学校附近县砖瓦厂干部工人的子女穿着皮鞋，我们农村孩子只有羡慕的份。要说我也是干部子弟，可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工作，不怎么回家，我们随爷爷奶奶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即使回到家里，似乎对我们也缺乏应有的关爱。叔父在公社机械厂当着会计，领着一份公家的工资，在生产队每天还记着十个工分，分粮分油不耽误事。这样叔父家的生活条件就明显比我们家好点。有一次堂哥穿着一双崭新的皮鞋到我家聊天，正好爸爸妈妈从县城回到房庄看望爷爷奶奶，堂哥半是高兴半是炫耀地对我们说：穿上皮鞋真是舒服，我感觉自己走路都更有劲儿了，甚至个头也增高了。伯伯，您应该也给君健买一双。未料爸爸厌恶地瞪了我一眼，说出了两句很难听的话：我还不舍得花钱买皮鞋穿呢！哪能轮到他？我听了又沮丧又暗暗生气。

我情商差，说话不惹人喜欢，估计源于父亲的遗传基因。参加工作后，我自己用工资买了一双黑皮鞋，妻子又给我买了一双红皮鞋。一家伙有了两双皮鞋轮换着穿，真让我出来进去精神飒爽。前几年女婿还送给我一双高档皮鞋，那是特制的军品，底子厚实，皮质柔软而又挺括，哪怕半个月不擦油不打理，还支支棱棱，崭新如初。我参加重要会议和外事活动时总是把它换到脚上。有一年八一前夕，我和校领导去部队慰问驻军，接待方好几个战士不断给我敬礼，一口一句首长好！我就连忙解释：我不是首长，只是二级学院的小头头。我们前边那个身材魁梧，肥头大耳的干部才是我们的校长，也是你们认为的首长。

刚到广州的高校工作时，有一次同事侯教授带我去市区会见朋友，晚宴上一个儒商给我敬酒时态度显得特别热情：一看你的皮鞋，我就知道你原先肯定是级别不低的军官。说实话，你是团级还是师级？是上校还是大校？我也就乘着酒兴，顺坡打滚，脸红脖子粗地冒充了一次军官：是团级，刚转业到地方工作。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加上本人不才，前路蹉跎。还得请各位大款多多抬举。侯教授站在旁边笑而不语。因为被人当成了“团长”，那一晚我就人模狗样地多喝了好几盅酱香型白酒，且始终装得雍容自信，彬彬有礼。

十

我原先的家在豫西鲁县电影公司家属院。那个地方在工商局东隔墙，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路与外界连接。路名叫前进路，往北是人民路，往南是顺城路。人民路和顺城路都是东西走向，加上中间竖着的前进路，像一个“工”字形状。2002年夏天到2007年冬天，我实打实在那里住了5年，2008年元旦到2017年秋天，我停薪留职到外省漂泊，子女在外地求学，我们只是寒假暑假才回去住。2017年冬天我把那套房子卖给了邻居。那些年周围的邻居中有好几位老干部因病去世，计有城关镇原人大主任，城关镇派出所原所长，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等。我和文史委老主任王伯伯聊天的次数多一点，就在街道旁边。他坐着，我站着。他往往会先了解一下我父亲的近况，再扯一些别的闲话。有一次谈到了文友袁占才同志，他说：我刚离休时，政协领导不让我全退，要我再负责一段文史委工作。我立即拒绝：不行！我必须离开。因为人家占才已经是名正言顺的文史委主任了。我要是赖着不走，就弄不清楚谁是谁的领导了。万一我俩决策中出现分歧，其他同志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指挥，那就全乱套了。老主任是豁达人，他还告诉我：过去在公社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位置上的时候真叫忙，办公室和家里总是有人上门找我说事。现在闲下来了，就门可罗雀了，甚至走到大街上原先的下级有的明明看见我了，还会扭过脸去装着没注意到。我一点都不生气，我知道，自己退下来了就是普通群众，普通群众哪有风风光光的时候？遭受冷落应该属于常态。

我暗暗佩服王伯伯，感觉他真是一位明白人。

韩君健，河南平顶山人。原为高校行政干部和文科教师,现定居郑州。系中国伦理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