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封锁青霉素，中国科学家用一双发霉旧皮鞋打破死亡魔咒

1941年的中国，战火燎原，生灵涂炭。战场上的士兵被弹片划伤，田间的百姓被农具割伤，看似不致命的伤口，一旦引发感染红肿，就成了索命的阎王。

彼时，青霉素作为能杀灭细菌的“神药”，已在西方战场拯救无数生命，却被美英列为最高军事机密，技术封锁、物资禁运，中国军民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看着他们在痛苦中离世，我心如刀绞。”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目睹这一幕幕惨剧，在与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交谈时，眼神坚定地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有个办法！”这个办法，没有先进设备做支撑，没有完整资料当指引，全凭中国人的铮铮骨气，和死磕到底的韧劲。

烽火中的迁徙：在荒滩上建起“希望实验室”

要研制青霉素，首先得有立足之地。1939年，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防疫机构的中央防疫处，历经北京、南京、长沙的辗转迁移，最终落脚昆明西山下的高峣村。一路颠沛流离，精密仪器损耗殆尽，试剂药品所剩无几，抵达昆明时，整个机构近乎瘫痪。

汤飞凡带领二十余名科研人员，在杂草丛生的荒滩上从零开始。没有实验室，就用简陋房屋改造；没有自来水，就靠人力挑运滇池湖水；唯一的锅炉还常年漏水，只能一边烧水一边修补。

即便如此，他们仍坚持每周在汤飞凡家中举办读书会，追踪世界生物医学前沿。1941年秋，正是在一次读书会上，技士魏曦分享了弗洛里和钱恩关于青霉素的研究论文，让这群身处战火中的科学家看到了救命的曙光。

彼时的中国，既被战争封锁与世界隔绝，又面临西方的技术垄断，想获取青霉素的相关数据难如登天。

汤飞凡当即拍板：“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能做！我们必须自己造出青霉素。”一场在“手工作坊”里挑战世界难题的战役，就此打响。

绝境中的寻觅：旧皮鞋上的“生命菌株”

研制青霉素的第一步，是找到能高效产青霉素的青霉菌。这种真菌在自然界随处可见，但其产药能力参差不齐，筛选优质菌株如同大海捞针。

汤飞凡发动全体人员，从发霉的水果、旧衣物、古钱币，甚至墙角的霉斑中收集样本，涂在培养基上逐一培养。

日复一日的试验中，四十余株帚状霉菌被分离出来，却始终达不到理想的产药效率。

转机出现在一个普通的午后，实验室大扫除时，有人从床底翻出一双长期闲置的旧皮鞋，鞋面上长出的一层绿霉引起了汤飞凡的注意。

“快，把霉菌分离出来培养！”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就是苦苦寻觅的“宝贝”。

经过反复检测，这株来自旧皮鞋的青霉菌，竟展现出超强的产青霉素能力，成为后续研究的核心菌株。

多年后，这双见证奇迹的旧皮鞋被珍藏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馆，成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象征。

1943年，汤飞凡赴印度访问时带回10株英美产青霉菌，与国内菌株对比研究，进一步优化了菌种质量。

逆境中的攻坚：土法造出“救命药”

菌种难题解决后，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青霉素是出了名的“娇气”，对温度、通气、营养都有严苛要求：必须在24摄氏度的恒温环境中生长，需要充足氧气才能存活，普通培养基根本无法满足其营养需求。

没有恒温室，科研人员就手工调控炉火，用棉布包裹容器维持温度；没有专业发酵设备，就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替代，让青霉菌在液体表面充分呼吸。

经过无数次试验，他们最终确定用云南本地的玉米汁和棕色蔗糖调配培养基，成功满足了青霉菌的生长需求。

最棘手的是提纯和干燥环节。青霉素在液体中极不稳定，容易挥发失效，必须制成固体才能储存使用。国外依赖精密的化学干燥机，而在物资匮乏的昆明，这种设备无处可寻。

华侨科学家黄有为主动请缨：“我来造！”他查阅资料、绘制图纸，不分昼夜地钻研，吃饭都由妻子送到机房，最终用简陋材料造出了一台自制化学干燥机，攻克了固体化的关键难题。

1944年9月5日，昆明高峣村的实验室里，5瓶淡黄色的青霉素溶液诞生了，每瓶5000单位，这是中国第一批自主研制的青霉素。

样品送往重庆及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得高度认可；在惠滇医院的临床试验中，几位被判定救治无望的创伤感染患者，经注射后悉数痊愈，证实了其显著疗效。

风骨中的坚守：一元一支的“生命之光”

战时的青霉素千金难换，有富人曾提出用一根金条购买一盒，却被汤飞凡断然拒绝。他深知，这瓶药是战场上士兵、田间百姓的救命稻草。中央防疫处最终决定，以每支一元的低价供应军民，对贫困患者更是减免费用，让救命药真正惠及急需之人。

尽管受限于战时条件，青霉素未能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但这一突破的意义远超药品本身。

1947年，借助美国捐赠的小型生产线，中央防疫处建成青霉素制造室，科研人员用棉籽饼替代稀缺的玉米浆作为发酵原料，成功实现量产，1948年就产出1万多瓶青霉素。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艰苦卓绝的研制历程，培养了朱既明、樊庆笙、黄有为等一批杰出的生物医学人才，积累了抗生素研究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科研“种子”生根发芽，推动中国抗生素事业快速发展，让青霉素从稀缺的“救命神药”变成普惠大众的常用药，彻底终结了伤口感染致死的噩梦。

李约瑟在考察昆明实验室后，曾在《自然》杂志撰文赞叹：“尽管条件简陋到令人难以想象，但中央防疫处保持着高标准的洁净，汤飞凡博士带领团队完成的工作，堪称战时科学的奇迹。”

七十多年过去，战火早已远去，但那双旧皮鞋上的绿霉、自制干燥机里的微光、科研人员眼中的坚定，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汤飞凡和他的团队用行动证明：所谓奇迹，不过是绝境中不低头的骨气，和危难时不放弃的韧劲。

这种精神，早已融入中国科研的血脉，在一代代人手中传承，成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