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李婶丢了5万块钱，全村都在议论 清明节在父亲坟前才知道真相

那年六月，雨水特别多。院子里的石榴树都被打得耷拉着脑袋，我进门鞋底子湿漉漉的，留下一路脚印。

李婶家的灯亮了一整夜，比平时多了两三个影子在墙上晃。我爸握着烟管子，坐在门口的木凳上，冲我摆摆手：“李家丢钱了。”

“丢钱？”

“五万块。”

五万在我们大南村不算小数目。村东头王老五卖了两年羊肉才攒下一个户口本的首付；隔壁张家闺女读师范，两年学费加生活费也不过三万出头。五万，够村里一家人折腾大半年了。

爸敲了敲烟管，把里面的烟灰倒在前年龙虾节上发的搪瓷杯里。杯子边缘已经磕豁了一块，但”欢迎来大南村品尝龙虾”的字样还挺清晰。

“她家地板下面挖了个洞，钱就埋在里面。”爸的嗓子有点哑，大概是昨晚又熬夜看露天电影了，“昨天拿出来一点，准备给她儿子交房租，结果发现少了。”

村里人习惯在地下埋钱，我爷爷过世前，在院子里挖出七个罐子，最老的一个还是知青下乡那会儿埋的。

李婶当然报了警，但警察来了一趟就走了。只留下一本笔记本和一些脚印模具，说是会调查。派出所小周拿出手机录了段视频，说案发现场得留证据。但村里人都知道，这钱怕是难找回来了。

李婶家那灯，接连亮了七八天。

李婶没有直系亲人，六十岁了，膝下就一个儿子在市里打工。钱是给儿子交房租和结婚用的，这事村里人都清楚。

“我看啊，就是她自己记错了。”村口早点摊上，卖豆浆的张大妈一边擦汗一边说。

有人接话：“会不会是儿子自己拿了？”

“不可能，他儿子那孩子老实，上回他爸过世，大老远跑回来，在村里守了半个月孝。”

“那就是有贼了呗。”

早点摊的刘师傅正在切油条，刀起刀落的声音打断了讨论：“我看是李秀英自己拿走的。她最近不是老说想去镇上看病吗？”

李秀英就是李婶，村里人习惯直接叫全名。

“看病五万？”有人打着哈欠，“她那不就是风湿病，镇医院打几针就行了。”

“那可说不准，现在医院检查一轮就得好几千。”

几个人凑在一起，扒拉着手里的豆浆袋子，脸藏在热气后面，模糊不清。

我默不作声地吃完包子，没参与讨论。爸年前查出肺部有阴影，我心里总悬着一根线，再加上县医院的住院押金还没退，对”钱”这个字格外敏感。

离开早点摊，我走到村边的小卖部去买烟。隔着柜台，鲁老板压低声音：“你知道不，前几天有个收破烂的，在你们那条巷子转悠了好几次。”

“破烂的每天都来啊。”

“这个不一样，岁数不大，骑的还是电动车，背后贴了好多明星照片，跟收破烂的不像。”

我没在意，付了钱拿了烟就走。走到半路，突然想起李婶家的院子和我家只隔着一堵矮墙，用梯子就能翻过去。但话说回来，我家院子也不上锁，窗户也一直开着，为什么小偷不来我家呢？

事情过去了半个月，村里人的议论渐渐少了。但每当走过李婶家门口，总能看到她站在院子里，望着那颗老桃树发呆。桃子已经熟了，但没人去摘。

某个下午，我在镇上买农药回来，看见李婶在村口等我。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

“小刚啊，”她叫我，声音有点抖，“这是我自己做的咸鸭蛋，你拿回去给你爸吃。”

我愣了一下，接过袋子。塑料袋上印着县医院的logo，应该是装药的袋子洗了再用。

“婶，那钱的事有消息了吗？”

她摇摇头，眼角的皱纹像是刚被雨水冲刷过：“警察说可能是熟人作案，让我想想村里谁最近手头宽裕了。”她停顿了一下，目光飘向远处，“我哪好意思去查啊，这村里住了一辈子，左邻右舍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点点头。袋子里的咸鸭蛋还有余温，大概是刚煮好的。

“你爸最近身体怎么样？”她突然问。

“挺好的，就是有时候咳嗽。”

“医生怎么说？”

“说没大问题，可能是过敏。”我撒了谎。医生其实建议进一步检查，但要去市医院，费用不低。

李婶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爸是个好人。”

说完，她转身走了，脚步很慢，像是背着看不见的重担。

夏天过去，秋天也快结束了。李婶的钱没有找回来，但她好像已经接受了现实。她儿子回来过一次，听说带了一万块给她，但也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村里的议论终于变了方向。王家的小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张寡妇家的母猪一胎下了十六只猪崽；还有人说县里要来人修路，每家每户要拆违建。

只有一件事让我有点在意。李婶开始频繁地去我家串门，每次都带着吃的。有时候是刚蒸的红薯，有时候是自己腌的泡菜，还有几次是花了钱买的水果。她总是找各种理由跟我爸聊天，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谁家的狗又下崽了，隔壁镇的菜价怎么样，县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换人了。

我爸也很耐心地听，有时候还会拿出压箱底的老酒，两个人小酌几杯。我偶尔经过，会听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对话。

“当年你跟着我爸学木工的时候…”

“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

“记得我男人在世的时候…”

他们聊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声音低沉，像是在回忆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

有一次，我路过堂屋，看见李婶正给我爸倒酒，灯光下她的手腕上有一道疤，像一条发白的小蛇。我爸看着那道疤，眼神复杂。

“都过去了。”我听见我爸说。

李婶点点头，没有回应，只是把酒杯推得更近了些。

冬天来得很突然。一场大雪过后，我爸的病情恶化了。他开始整夜咳嗽，有时还会吐血。我坚持要带他去市医院，他不肯，说农村医保报销少，不值当。

“爸，钱的事您别管，我来想办法。”我说。

他摇摇头，眼神坚定：“不用了，我这把年纪了，该享的福也享了。”

我们僵持了几天。最后，是李婶来劝的他。

“老张，”她站在我爸床前，一字一句地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儿子怎么办？再说了，我那五万块不是也没了吗？人这一辈子，有些债，是注定要还的。”

不知为什么，这番话打动了我爸。第二天，我带他去了市医院。

检查结果不太乐观。医生说需要手术，费用可能要七八万。我咬咬牙，决定卖掉村里的宅基地。

出院的路上，我爸坐在副驾驶，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突然说：“等我这病好了，咱爷俩清明节去给你爷爷扫墓吧。”

我有点意外。我爸向来不信这些，爷爷过世后，他连祭日都很少去上坟。

“好啊。”我答应着，心里却在计算卖房子的事。

冬去春来，我爸的手术很成功。医生说他的求生欲特别强，恢复得比预想的要快。出院后，他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甚至开始在院子里种起了菜。

李婶依然常来我家，但不再带东西了。她和我爸会坐在院子里，看着刚发芽的豆苗，聊一些我听不懂的话题。有时候，我会听到他们笑，笑声在春风里飘散，像是一段很轻的音乐。

清明节到了。按照约定，我和爸去给爷爷扫墓。村里的公墓在一座小山上，杂草丛生，墓碑东倒西歪的。

爸走得很慢，不是因为身体，而是似乎在思考什么。到了爷爷的墓前，他先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跪下，磕了三个头。

“爸，您这是…”

他没理我，自顾自地从包里拿出一瓶老酒，倒在墓前。然后，他开始说话，不是对我，而是对着墓碑：“爸，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当年您让我照顾李家，我没做到。现在我病好了，也该还这个债了。”

我一头雾水，但没打断他。

他继续说：“那五万块，是我拿的。不是为了自己，是看您当年救过她爹，我就想救她儿子。那孩子在市里租房子，房东要涨价，他拿不出钱，又不好意思跟他妈开口。我想把钱给他，但又不能直接给，怕李秀英多想。就…”

他的声音哽咽了：“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偷了钱，让镇上的刘老三假装他儿子的朋友送过去。结果呢，钱是送到了，可把李秀英害苦了，整天以为是小偷，睡不好觉。”

我震惊地看着我爸，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现在我病好了，工伤保险也赔了一笔，我要把这钱还给她，连本带利。”爸擦了擦眼角，“您老人家在天之灵，就当给我作个证吧。”

回家的路上，我问爸：“那李婶知道这事吗？”

爸摇摇头：“她不知道，也不能知道。这是我欠她的，还了就是了，不需要她知道。”

“那您为什么要告诉我？”

爸停下脚步，看着我：“因为你是我儿子，以后这村里的事，还得你来看着。人这一辈子啊，难免有亏欠，有些债，是要还的，但不一定非要让对方知道。”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是一个夏天，院子里的石榴树结满了果子。我在树下搭了个小桌子，跟爸一起吃晚饭。

李婶来了，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小刚，你爸，尝尝我熬的绿豆汤。”

爸笑着接过来：“秀英，快坐。”

她在我们对面坐下，目光落在桌上的存折上：“这是？”

“哦，这是镇政府发的补贴，”爸若无其事地说，“说是我们这片要建新农村，每家给点补偿。”

李婶恍然大悟：“怪不得前两天村长来我家量地，原来是为这个。”

我知道这是爸编的谎，那存折里的钱是他这几个月东拼西凑还给李婶的。他不肯光明正大地还，非要找这种借口。

李婶喝了口茶，突然说：“老张，我想把院子里那棵桃树砍了，换成石榴，看你家这石榴长得多好。”

爸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行啊，等秋天我帮你种。”

一阵风吹过，院子里树叶沙沙作响。远处，村口的大喇叭响起来，宣布今晚有露天电影。李婶站起来，说要回家拿凳子去看。

她走后，爸望着她的背影，轻声说：“你知道吗，当年你爷爷救她爹那次，其实是为了还另一桩债。这世上的债啊，总是一茬接一茬的。”

我没问是什么债，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夕阳把石榴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李婶手腕上那道疤。也许，每个人身上都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伤痕，都在偿还着某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债。

夜幕降临，村子里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和爸一起去看露天电影，在人群中，我看见李婶坐在第一排，背影孤独而坚强。

爸轻轻叹了口气，递给我一支烟。

“人这一辈子啊…”他没把话说完。

但我懂了。